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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业风险
目前全球大型银行的资本缺口达1150亿欧元,其中约700亿欧元来自欧盟银行业,占比高达61%。而缺乏资本流动性可能会对欧元区各个成员国产生不利影响。欧洲央行计划于2014年下半年对欧元区130家大银行进行一次全面的压力测试,目的之一是找出坏账,因为此类款项如今正困扰着欧元区银行并阻碍着新信贷的流动。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表示,会根据评估结果调整现有的金融政策,以保证欧元区银行业健康发展。德拉吉称,若银行不能满足要求,他会毫不犹豫地让其无法通过测试。Ricardo Garcia表示,去杠杆化、银行业压力测试和新的资本要求有可能让原本就坏贷缠身的欧洲银行业更加惜贷,这将限制欧洲大陆的经济扩张。
西班牙将是2014年欧洲的一个关注点。如果能在1月底成功退出银行业救助,那么它将是第二个摆脱救助的“爱尔兰”。不过,最新数据显示,西班牙坏账率在2013年10底再创历史新高,由9月份的12.7%攀升至13%,这给欧洲银行业的前景蒙上阴影。
在意识到银行业风险依然紧迫的背景下,欧洲领导人正在加速建立银行业联盟。在欧债危机的系统性框架下,银行业联盟具有起承转合的重要性,因为欧债危机存在一个“实体经济——银行——主权债务”的恶性循环,构建银行业联盟的重要意义之一就是切断银行业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之间的恶性循环,将有效地强化欧盟的银行体系,恢复市场对银行业的信心,促进就业。不过,目前来看,由于德国的条件苛刻,成立银行业联盟的进度很慢。
评级机构落井下石
国际评级机构标普2013年12月底将欧盟的长期发行人信用评级从AAA下调至AA+,同时确认欧盟的短期信用评级为A-1+,评级的展望为稳定。理由是欧盟财政状况有所恶化,且成员国的凝聚力在减弱,尤其在财政预算方面的分歧较大。
国际三大评级机构穆迪、标普和惠誉在债务危机爆发后,频繁调降欧元区国家信贷评级,致使欧盟拥有AAA评级的成员国数量折半,2013年11月29日,标普下调了荷兰的AAA评级,使得欧盟目前仅有6个国家拥有最高信誉评级,加剧了投资者对欧盟的紧张情绪。
国际环境不确定
目前,世界经济处于危机后的转型期,有利和不利因素交织。首先,随着消费信心稳步增长,美国经济发展的动力进一步增强;其次,欧洲整体经济正在步出债务危机阴影,并有望在2014年脱离衰退泥淖实现正增长;第三,日本在“安倍经济学”作用下实现较快复苏,经济发展动力有所增强。不过,2014年世界经济还面临诸多挑战:一是美联储退出QE3的可能性日益加大,将给国际金融体系带来巨大冲击,并可能引发新兴经济体资金的大规模外逃;二是欧洲、日本仍然面临如何解决不断攀升的政府债务问题;三是主要新兴经济体发展势头不断趋缓,并可能引发地区经济动荡。这些因素都将影响欧洲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私人债务繁重
IMF研究发现,相比巨额的公共债务,沉重的私人债务对欧洲经济增长更加不利。当借贷超出收入,很多家庭会削减他们的开支,而家庭开支正是GDP的主要构成。过度杠杆化的公司放弃了投资,并将重点放在通过还贷收缩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上。银行则由于债务侵蚀了资本,而变得更不愿意放贷。这些不良趋势彼此强化,增加了对经济增长的整体拖累。由此可见,欧盟在2014年必须在减少公共债务的同时,也应该将私人债务占GDP的比例下降。
据悉,目前欧元区私人债务繁重的国家包括卢森堡、爱尔兰、塞浦路斯、葡萄牙、比利时、荷兰、马耳他和西班牙。比利时和卢森堡因跨国公司的存在,企业私人债务繁多,私人债务几乎为本国GDP的220%,小国马耳他也有接近220%的负债。另外四个已经不得不接受救助的国家中,私人债务水平同样高企:塞浦路斯和爱尔兰超过了300%,葡萄牙大约为255%,西班牙为215%。而私人债务只有下降至GDP的160%至200%才算安全水平。
换届因素
政治风险也可能阻断经济复苏。2014年,欧洲议会将举行选举,欧盟机构领导人也将换届。分析人士指出,许多欧盟机构官员和成员国官员都表示有意在欧盟新领导班子中谋求职位,换届因素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欧盟继续推进经济治理的努力。
罗斯义认为,数年来欧元区经济几乎停止增长,加上财政紧缩政策破坏了较好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这引发公众对欧洲政界的不满。在2014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选民预计将抛弃主流政党,届时包括极右和极左派党员的反对党预计将获得较高支持率。此外,意大利2014年上半年可能举行早期选举,如果顺利形成新政府,那么发展势头会继续,然而,由于贝卢斯科尼因素,议会悬浮,国内政局可能影响经济复苏。
德国的救助将仍旧有限。近年来,德国在对欧盟危机国家的救助中,通过输出其财政纪律理念,成功塑造了欧债危机中“欧盟领导者”的形象。默克尔第三次连任总理一职,与社民党组建成“大联合”政府,如何进一步化解欧债危机,是新政府面临的最棘手也是最紧要的问题。然而,如何督促危机国家继续结构性改革和财政紧缩仍是个难题,且德国自身问题重重,比如,大联盟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新政有可能伤及劳动力和商品市场,并加重财政负担。能源改革和难民问题也是新政府未来面临的难题。此外,德国国内人口老龄化、与实际生产力日益不匹配的高福利制度、医疗卫生体系改革等都是新政府需要逐步解决的问题。由此可见,国内执政压力会分散德国救助欧元区的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