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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度金融风云人物”上周刚刚揭晓,和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中国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李荣融一同当选的里昂·布里坦,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在中国资本市场的受关注程度,或者至少可以说,没有充分意识到。尽管曾任欧盟委员会副主席长达10年,也在中国入世的进程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但这些国人所知不多。他的聚焦中国人民的眼球,是作为瑞银集团投资银行的全球执行主席,2003年他在中国A股市场掀起的波澜,是足以载入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历史的。
以常理论之,年过花甲,该是退隐山林的时候。但这看来不是布里坦的选择,相反,他似乎找到了一个新的平台,甚至不经意间在全球最大的最具活力的中国市场创造了自己的新高度。
布里坦看好中国资本市场的投资价值,这早在QFII第一单揭幕的时候他便毫不掩饰地表述过,“我们一直关注中国市场的发展,作为全球最大的投资银行之一,我们希望在这个市场不断增长的过程中不断发现新的机会。”这大概也是瑞银勇于再创QFII介入境内A股新记录的底气所在。而和布里坦的胸有成竹相比,分析师的质疑倒似乎显得多余。
境内A股市场吃螃蟹者
就在2月28日,宝钢股份公布年报显示,瑞银证券以高达8751万股的持股量,成为宝钢股份第一大流通股东。作为首批进入境内A股市场的QFII之一,瑞银在去年7月高调宣布介入宝钢股份等4只股票,在中国A股市场上表现活跃,最近陆续公布的上市公司年报显示,瑞银十分看好港口板块,持有605万股盐田港和210万股天津港,分列两公司第四和第七大流通股东。此次瑞银以8751万股持股量一举夺得宝钢第一大流通股东的地位,按去年12月31日的收盘价计算,其持股市值高达6.18亿元。无论是流通股东的排名还是持股市值,均创下了QFII介入境内A股的新记录。
这应该是布里坦看好中国资本市场投资价值的结果。正因为相信中国的巨大潜力和机会,布里坦以及瑞银在多年前就开始与中国证券监管部门探讨QFII的可能性并努力推进这个制度的原因所在。
“勾画中国入世第一人”
布里坦相信QFII不仅对国际投资者有利,而且对整个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有利,因为采取QFII的方式引进外资,中国可以在资金数量及市场准入资格等方面进行很好的控制;而对国外投资者而言,意味着获得了新的投资中国市场的渠道。
布里坦坦承,瑞银积极申请QFII的动机“非常简单”,那就是:对瑞银的海外客户有利,对瑞银自身有利,同时也对中国有利。说对瑞银的海外客户有利,因为越来越多的境外投资者对中国兴趣浓厚,用布里坦的话,这些人都是“全球有实力有声望的投资者”,决不是“短期炒作的投资者”,“他们更青睐于做一种长期稳定的投资”。瑞银所做的只是迎合这些人的需要。
说对瑞银自身有利,因为布里坦寄望在此过程中,能增进中国企业及政府对瑞银作为国际顶级投行之一的了解,甚至能因之“获委任其他业务”,说到这里,布里坦还是略为表示了某种收敛和谦逊,“这仅仅是QFII的一个附属品”。
事实上,除了QFII之外,瑞银目前已在中国提供多种财务顾问的服务,特别是金融及能源行业。瑞银的工作是协助他们拟定、完成融资计划,如通过海外上市及发行债券的方式走向国际资本市场。瑞银投资银行曾作为中银香港重组及上市的财务顾问和联席全球协调人、主承销商,并协助中银香港成功上市发行。
至于说对中国有利,其意义大概在于中国内地资本市场的开放进程在很多程度上获益与QFII及其背后的序列,和整个系统相比,那只不过是个引子。正如布里坦说的,对中国内地资本市场的开放问题有几点需要意识到:第一,中国内地引进QFII仅仅是一个开始;第二,中国内地整个市场要比台湾地区大得多。但同时也要认识到,中国政府在整个经济增长和对外开放方面是非常有进取心的。经济增长自然要包括引进外国的投资,如果包括QFII机制在内的开放措施都如预想的那样运营良好的话,那么中国资本市场自由化的进程一定会大大加快。
对于中国的金融改革,布里坦也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他认为,四大国有银行的改革不仅是银行业的问题,同时对整个中国金融机构以及中国经济都有重大影响。中国四大国有银行的改革和中银香港已经历的改革历程应该是一样的。其中包括改善公司的治理结构、不良资产的处理。当然,公开上市不是惟一的解决途径。但同时也应看到,如果企业想通过上市融资的话,就需要在很多方面作出改进,上市时间表的制订会给公司压力和紧迫感,无疑会大大促进和加快公司治理结构的改善。
布里坦和中国的关系可谓渊源。在担任欧盟委员会副主席期间,他先后在1995年4月、1996年5月和11月、1997年10月、1998年2月、1999年5月等时间多次访华,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过程中,更是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没有中国的世贸组织,根本不是一个世界性的贸易组织”这是布里坦的名言,他也因此被誉为“勾画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第一人”。
1999年5月,布里坦在访华时公开表示,欧盟支持中国在1999年底以前加入世贸组织。尽管这一目标当时因多方原因未能实现,但中国与欧盟的双边贸易方面获得重大进展:欧盟决定恢复中国三家兔肉加工厂对欧出口权;取消对中国输欧玻璃器皿和玩具的单边数量限制;经过三轮磋商,中欧于1998年11月签署了第六个双边纺织品协议。
布里坦在任期间,中国与欧盟双边贸易持续增长,中国对欧出口保持高增长势头。据中国海关统计,1998年,中欧双边进出口额达488.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3.6%;其中出口281.5亿美元,增长18.1%,进口207.2亿美元,增长7.9%。欧盟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居日本、美国之后,中国香港之前。
欧盟来华投资热情高涨。统计表明,1998年欧盟来华直接投资项目数为994项,协议外资金额59.1亿美元,实际投入43.0亿美元,协议外资金额和实际投入分别比1997年增长39.8%和3.1%。截至1998年年底,欧盟成员国来华投资项目数达9330项,协议外资金额363.5亿美元,实际投入174.1亿美元。更重要的是,欧盟对华投资继续保持项目平均规模大、技术含量高、经济和社会效益好的特点。
此外,中国从欧盟技术引进力度加大。欧盟国家成为中国引进技术、设备的最大供应者。截至1998年底,中国从欧盟成员国引进技术共8564项,合同总金额约455.2亿美元,占中国同期引进技术总额的45.1%。其中1998年,中国自欧盟引进技术共1700项,合同总金额约75.3亿美元,占同期引进技术总额的46%,远高于1997年的29%。
这些合作及效用为布里坦在中国树立了一个颇为善意的形象。即使在他已经卸任并成为瑞银集团投资银行全球执行主席之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黄菊也不忘肯定这一点,因为“布里坦勋爵在担任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十年间,为中欧关系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努力”。
2000年5月,当中国与欧盟的WTO协议最终签署时,欧盟贸易代表拉米除了在媒体见面会上强调,协议将促进中欧业已存在的密切关系,不仅对中国有利,对亚洲乃至整个地区都是有利的。他也不忘列举许多同事的名字,感谢他们为中欧达成协议作出努力,特别是他的前任———布里坦,“勾画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第一人”。
就在今年2月初,《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报道给了美国人当头一棒,文章指出,在美国限制对中国的高科技产品出口,从严发放赴美人员时,欧盟正迅速加强与中国的贸易和外交关系。美国各界警惕勿将中国市场拱手让给欧盟。目前,欧洲人对中国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兴趣。欧盟在中国投资的企业有2000家,美国有4000家。但是,欧盟投资正以美国投资增速的两倍,即40%的速度增长。
该报引用布里坦的话:发展与欧盟的关系对中国有利。这样中国可以增加选择,不用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可以想象布里坦说这番话时自信满满又略带得意的样子。
国际经济舞台好演员
担任欧盟副主席的10年中,布里坦先后负责公平竞争政策和金融机构事务,以及欧盟与北美、澳大利亚、日本、中国、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对外经济和贸易事务等。无论是应对国际贸易争端,还是加强国际经济合作领域,他都是个经验丰富的老手。长期以来,美国是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但双方的贸易争端始终连绵不断,到今天也没有缓和的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布里坦以他的方式作出了某种示范效应。
值得记下一笔的是“赫尔姆斯-伯顿法案”和欧盟与美国的香蕉贸易争端。1996年3月,美国总统克林顿签署旨在强化制裁与古巴做生意的外国公司的“赫尔姆斯-伯顿法案”,引起欧盟强烈抗议,因为这将使欧盟国家有关公司利益受损。1997年12月5日,布里坦与当期的欧盟轮值主席国卢森堡首相容克及欧盟委员会主席桑特一起,与克林顿在华盛顿会晤,希望以此为契机解决双方的僵持局面,但双方只在打击国际贩毒活动等问题交换意见,在修改“赫-伯法案”和减少气体排放等问题上分歧严重。
1998年5月18日,欧美首脑会晤再次在伦敦举行,在布里坦等人的努力下,双方终于就“赫-伯法案”达成妥协,美国宣布对在伊朗投资的法国道达尔公司免予制裁,今后将以此为模式处理欧盟成员国类似的案例。欧盟则承诺在伊朗、利比亚问题上加强同美国的合作;提出2000年建立“跨大西洋经济伙伴关系”,双方将就削减和消除制造业、农业、服务业、投资等领域的贸易壁垒等问题开始谈判。双方还签署了相互承认工业产品标准的协定。
可几个月后,1998年11月10日,为报复欧盟实行香蕉进口配额制,美国公布了制裁欧盟出口产品的清单,其中包括玩具、吸尘器和葡萄酒等。这一次,布里坦态度强硬,声称在解决欧盟与美国的香蕉贸易争端问题上,欧盟将接受世贸组织的仲裁,而不会屈服于美国的压力。1999年1月22日,布里坦再次发表声明称,欧盟提出了一项解决与美国在世贸组织关于香蕉贸易争端仲裁程序分歧的新和解方案,并已于当日提交世贸组织。布里坦表示,欧盟将接受并且遵守世贸组织作出的任何裁决。
毫不夸张地说,布里坦给日本也曾留下深刻印象。1998年10月,他在访问日本期间与日本前外相高村正彦就日本经济和金融形势进行会谈,呼吁日方采取措施刺激需求和消费,加强对市场和国民经济的管理,改革银行部门。1999年6月,布里坦又和德国总理施罗德、欧盟委员会主席桑特等一起,在波恩与日本前首相小渊惠三举行第八届欧日首脑会议,为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的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