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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我国社会经济舞台上,不断有柳传志、张瑞敏、倪润峰等一批名冠中华的企业家涌现,但在这支队伍中,我们鲜见上海企业家的身影。上海目前有130多家上市公司,有在全国居领先地位的行业企业,有一大批优秀的企业和优秀的企业家,但“有满天星斗,缺一轮明月,没有标志性的领军人物。这与上海城市和经济发展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究其原因,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党组书记张亚培认为,这里有上海城市文化传统和社会环境的原因,有现存机制和制度的因素,也有上海企业家自身素质的问题。张亚培认为具体原因包括:
其一是上海缺乏著名企业家成长的文化传统。上海传统文化有含蓄、内敛的特点,上海人聪明,但不精明,有中庸、稳重的实干精神,却缺少敢冒风险的闯劲。这种文化传统促成了上海高级“白领辈出,著名“首领鲜见的状况。
其二是上海缺乏善待企业家的宽容的社会环境。社会不理解企业家的创新,不能宽容地对待企业家的失误,禁锢了企业家开拓创新的精神;新闻媒体对企业家宣传乏力,社会公众和企业员工对宣传企业家不太理解,不感兴趣,也束缚了企业家的作为。
其三是上海尚未形成有利于著名企业家成长的制度。上海国有企业家中,政府职能强大,企业过分依赖政府,呈现“强政府,弱企业的状况。一方面,企业领导由政府任命,有一定的任期,政府官员常常安排到企业当领导,优秀的企业领导往往调任政府官员,“企业家的价值等同于政府官员的价值,企业领导对政府的“责任心强过做企业家的“事业心,造成奋斗目标的错位;另一方面,长期以来,政府过多过问企业的行为,近几年实行政企分开,这种情况虽有所改善,但惯性作用仍然很大,企业家的自然生长环境受到压制。
其四是上海企业家自身缺乏成为领军人物的意识和素质。上海企业家少了一些勇冒风险、敢立潮头的自信和魄力,正视失败、锐意进取的顽强斗志和求知求新的与时俱进精神。
针对这些问题,张亚培认为:上海应该创造出有益于本土企业家成长的客观环境。上海首先应该营造认同创新进取、敢冒风险的文化环境和宽容的社会环境。上海要有认同开拓创新、锐意进取、放眼世界的适应上海现代化化进程的人文精神,摒弃拙于开拓,畏于冒险的传统。要有“海纳百川的胸襟和气度,对于在沪发展创业的企业家,不论其所有制的差异,不论其是来自本地、外省市或者来自境外,都一视同仁,平等对待。社会各界对企业家要多些理解宽容,少些责难非议,形成全社会都关心、支持企业家成长的良好氛围。新闻媒体可以采取专栏、专访等多种形式,加大宣传企业家的力度,引导社会舆论正确认识和理解企业家,提高企业家的社会认知度。
上海要完善企业家合法权益的保护制度,制定保障企业家财产安全的法律,免去企业家的后顾之忧。而“有法必依和“执法必严,对于保障和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极为重要。执法机关的执法行为必须严格依照法律、政策的规定,要强调执法的“公正。要杜绝所有制不同而产生的执法标准不一的现象。
其次,上海要建立有利于企业家成长的制度体系。企业家最终要在市场经济的搏击中成长。要改变国有企业缺乏独立地位和自主权的状况,建立和健全现代企业产权制度,实现所有者与经营者的真正分离,把资源真正交给最优秀的人管理。政府对企业家要少一些“管制,多一些“扶持,减少对企业经营自主权的干预,把企业经营发展的权力真正交给企业家。政府要切实改变职能,不再直接干涉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而是依法管理,完善监管制度和措施。(杨联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