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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陈宗胜、高玉伟,第一作者陈宗胜系南开大学教授、中国财富经济研究院名誉院长)
编者按:当前,我国居民收入分配格局正在从“金字塔形“转变为“葫芦形”,近期不可能很快实现“橄榄形”,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是我国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我国当前的居民收入分配格局,是改革开放以来一系列经济发展因素和体制改革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有一个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演变过程。许多学者从以基尼系数表示的中国居民收入差别变动趋势的角度,进行了大量研究。然而,如此角度的“收入差别轨迹”研究,虽然能够清楚地表明居民收入差别在二元结构转换中的总体变动情况,但却不能直观地显示出社会各阶层的关系变化。因此,还需要从一定收入水平组对应的人口比重即“收入/人口分布”的角度,进一步研究收入分配格局。
从“飞碟形”到“金字塔形”的收入分配格局
图1中国居民收入分配格局演变
说明:(1)纵轴为家庭人均收入(人民币元),横轴为某一收入水平对应的人口比重;(2)人均GDP数据均调整为2010年价格,并按2010年兑美元汇率加以换算。
根据研究需要和资料可得性,我们从“收入/人口分布”这一角度,分别画出了1985、1990、1995、2002、2005、2010年的收入分配格局图形(图1)。
由对比可知,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我国的收入分配是比较平均的,而且居民收入水平非常低下,基本都处在最低收入阶层——全体居民都集中在人均收入一万元以下的范围内,在图上都处于接近横轴的位置,呈现为扁圆的“飞碟形”。出现这种收入差别过度平均状况的根本原因是,收入水平过低,经济不发达,“馅饼”太小,居民相互之间不可能有太大的差别;而收入差别过度平均,反过来又抑制人们的积极性,从而抑制了经济发展。在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社会就是陷入了这种“低水平恶性循环”中。问题的核心是,想方设法发展经济,做大“馅饼”,关键措施在于保持全体居民收入不下降的前提下,允许一部分有能力的人先富起来,适度拉大差别,刺激经济增长。于是,这样的收入差别扩大,是发展中、增长中的扩大,是健康的、可持续的分配关系。“飞碟形”图形直观清楚地表示了这种关系。
一旦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实施以后,情况就逐渐出现了变化。图中可形象地看到,“飞碟形”的“天线”愈来愈长、愈来愈粗,即收入分配格局由扁平的“飞碟形”逐步转变为“金字塔形”:较高收入者愈来愈多,相应地,较低收入众数组的比重逐渐减小,到1990年,已有少数人口的收入超过10000元,到2000年,则有部分人的收入达到30000元。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大幅增加,2010年,我国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人均纯收入分别达到19109元、5919元,分别是1995年的3.66倍、2.71倍,其中最高收入者达到50000元甚至更多。同时,人们的收入差别在收入提高中逐步扩大。
这里,需要对“众数组”的概念略加解释。所谓“众数组”,是指收入水平相对比较接近的人口比重最大的组别。通常,在任何经济社会中,各个收入阶层的人口比重都是不同的,其中总有一个是相对比重最大的组,称其为“众数组”(如果有第二大的组别,则称为“次众组”)。众数组的比重大小和位置,直接决定一个社会的收入分配格局的形状。
利用众数组的概念对我国的收入分配格局进行分析, 1990年以前,按年人均收入水平10000元(1773美元)测度,几乎全部居民(众数组的比重最大)都处于这一水平之下(那时的“万元户”是最高收入阶层),因而是高度平均的“飞碟形”,如图1中最左边的图形;以后各年随着经济发展,高收入人群逐年增加,而低收入的众数组的比重逐步减小,比如1995年为95.8%,2002年为90.6%,2005年下降到80.2%,2010年则降至59.4%。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收入分配格局呈现明显的“金字塔形”。当然,金字塔的形状也在变化,基座逐步收窄(“变瘦”),塔尖越来越高,随着收入超过10000元居民比重的不断上升,中部和上部不断加宽(“变胖”)。特别是2000年后的几年,人均收入超过24000元的高收入居民比重从2002年的2.6%,上升到2005年的6.7%,2007年进一步上升到10.2%,2010年则已达18.7%。中高收入阶层比重相对于低收入阶层比重的逐步扩大,使我国收入分配格局从“飞碟形”加速向“金字塔形”演变。
然而,从演变过程的趋势性特征看,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可能使得收入分配格局衍生出新的现象,即出现一个不同于众数组的“次众组”,从而使得收入分配格局整体上呈现为“葫芦形”。这是值得密切关注的现象,因为它涉及到我国进入中上等收入发展阶段以后,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当前的金字塔形收入分配格局会向什么方向演变,从而也涉及到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
“葫芦形”的收入分配格局或成趋势
图2 2010年辽宁、上海、北京居民收入分配格局
为了谨慎起见,可以进一步考察我国代表性省份的情况。整体上,目前我国人均GDP只有6000多美元的水平,但有些省份的人均GDP已经超过10000美元,因此在全国整体更高收入水平的连续时序资料不具备的前提下,可以参考不同发展水平下有关省份的情况。为此,我们根据资料可得性,选取几个省市。
在选取的省市中,经济发展水平最低(相当于低收入和中低收入阶段)的贵州、安徽两省中,其居民年人均收入低于12000元的比重分别达到78%、70%,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呈现明显的“金字塔形”结构;而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相当于中上收入水平)的河南、湖北、福建、辽宁、内蒙古和江苏等省市,其居民年人均收入低于12000元的比重分别为71%、72%、46%、61%、58%、42%,其中除了河南的收入分配格局仍然接近金字塔形,其他多个省份的收入分配格局均在“金字塔形”的基础上演变出新的类似“葫芦形”特征,特别是辽宁的情况很具典型性(图2)。
再考察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北京和上海两市,其居民人均收入低于12000元的比重分别只有14%、8%,而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呈现出似乎差别较大的特征,值得稍加分析。首先,这两个城市的人均GDP都超过1万美元,可以作为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趋势看待,即作为中国经济进入中上以至更高收入水平的代表。其次,两城市中的一个即北京的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初步呈现出某种两头尖中间大的特征,似乎预示着我们期待的格局——“橄榄形”的出现。然而,比北京收入水平更高些的上海却仍旧显示着较明显的“葫芦形”特征。为什么其周边仍有近20%的真正收入较低的农村居民的北京市,比只有不足10%农村人口且人均收入水平更高的上海,显示出更加先进的收入分配格局?究竞哪个城市更可能代表中国正在进入的中上收入阶段的趋势?这需要我们通过分析做出判断。
有关数据表明,北京作为首都,其常住人口的1/4是来自全国各地甚至海外的外来人员,而这些外来人员大多是收入很高的企业家、白领、官员等。上海虽然也有1/5多是国内外迁移人口,但大多是南方周边地区城乡人口的集聚,其收入相对较低。这样看来,正是北京作为首都的政治优势,吸引了更多富裕人口,不仅抵消了北京农村人口较多的不足,而且使其整体上呈现出中等富裕人口比重更多的特点,不同于上海吸收的相对收入较低些的乡镇、农村人口。
如此比较可见,虽然北京的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图呈现为比较理想的形状,但其背后是政治因素起作用的结果,并不具有代表性,而上海的分配格局现状的影响因素同全国大多数地区类似,因而更可能代表中国下一步的发展趋势,即我国整体上的收入分配格局可能出现“葫芦形”特征,而不是人们期望的“橄榄形”。
为什么我国下一步的收入分配格局可能出现“葫芦形”的结构,而不是“橄榄形”,需要认真研究和分析。这种情况表明,这个社会由一体化的总体收入水平较低的形态,逐步在平均收入提高中分离为两个众数组,一个为主,另一个次之。其中,大的众数组的主要成份由农村居民构成,而次众组则主要由城市居民构成。如此看来,这种“葫芦形”格局是由于我国特定的、以户籍制度为特征的二元结构造成的,是一种在城乡收入差别过大、城乡户籍制度僵化、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背景下形成的畸型两极结构。这一结构形象地说明中国社会二元反差程度的严重性,说明中国社会中还远没有形成“橄榄形”格局所要求的中等收入阶层,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还太小。这也预示着我国下一步发展过程中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
“葫芦形”格局或招致“中等收入陷阱”
为什么“葫芦形”格局可能导致此经济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相对于一元主体组成的社会,“葫芦形”格局社会出现了收入组别分化。因此,这首先引致了社会需求不平衡,富裕组可能需要更多侈奢品,而低收入组则仍在为基本需求而努力,这可能误导生产者和供给者,导致供给和产业结构错位、生产和需求失衡;其次,在一个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时,其基础设施趋于基本完成,经济社会正由投资推动转为消费拉动,这就需要培育中产阶层以形成消费主体,即形成以中产阶层为消费主体的“橄榄形”格局,而“葫芦形”恰巧是对“橄榄形”的否定,是通过对中产阶层的抑制而得以形成的,因此也抑制了此社会的有效消费需求,造成内需动力不足;最后,“葫芦形”格局也会引发很多有关正义与公平的社会矛盾,导致民粹主义盛行,引发社会不稳定和不安定。这些因素的合力无疑都可能导致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如陷泥潭。(未完待续)
该文是摘编,全文见《经济学家》201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