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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钱芸莱
中国的经济高增长能否持续?怎样理解中国金融的逻辑?用房地产“稳增长”是伪命题?耶鲁大学终身教授、经济学家陈志武的研究方向是金融经济学、新兴资本市场以及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对于当下中国面临或即将面对的经济问题,陈志武试图从政府、政策、社会等不同角度解读制度、分配、股权……陈志武说,他在做的事是每一个希望了解中国贫富差距根源、透视“中国奇迹”的人都想要了解的事。同时,作为耶鲁投资管理课程的任课教师,陈志武还分享了他对在中国当前形势下投资的判断和理解。
M=《好运·MONEY+》 C=陈志武
M:从中长期看中国经济,你是乐观主义者吗?
C:并不乐观,经济结构性问题仍然突出,表现在对投资、对出口依赖太高,不可持续。而之所以有这些结构性问题,关键是政府在经济中的角色太大、太深和太广。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的权力尤其大,包括地方政府的征税权、对土地等资源的绝对控制权。地方政府和国企的首选是投资、是“铁公基”建设和产能扩张,所以,当它们拥有并控制社会的大部分资源、支配大部分金融资本的时候,整个经济在结构上必然突出“铁公基”、突出投资。因此,要改变这种结构,就必须对国企产权民有化,必须让土地的支配权从地方政府回到农民的手里、回到私人的手里,并同时约束地方政府的税费权力,要求它们的财政全部透明公开并受到实质性制约。
M:就2012年爆发的温州民间借贷危机来看,中国的金融监管是不是太松了?
C:许多人从表面上把其归结为民间金融受监管太少造成的,因此要更加严厉地监管。这种逻辑完全错误,因为实际的情况恰恰相反,是政府把民间金融从法律法规文件上给卡死了,是管得过分了,才使得民间借贷没有合法身份,迫使它们走入地下,在法律之外进行交易。如果要改变这一局面,政府首先要让民间金融合法化,让民间金融交易在法律下进行并受到法律的保护,而不是像原来那样任由监管者一刀切地禁止民间金融。禁止民间金融当然给监管者省事,但社会会因此付出代价。此外,各级法院体系必须好好学习、了解民间金融的方方面面,为民间金融交易的各方权益提供保护。
地方政府介入金融机构包括地方金融企业太多。由于它们掌握那么多的审批许可权甚至任命权,它们不一定需要持股这些金融企业,但这些“权”就足以让地方政府左右金融企业的所作所为,使表面上是非国有、非政府所有的企业在实质上为地方政府所控制。所以我在微博上写过:MIT教授黄亚生的研究发现,金融监管严的地方,往往只有有权力关系的人才能得到贷款和金融支持,而金融较开放的地区,更多人能得到贷款。
M:政府会不会出于稳增长的考虑放弃打压房市?
C:现在的房地产政策太多依赖行政手段,包括限购政策等,而行政手段往往以牺牲、压制民间权利为前提。凭什么它省的中国公民没权利在北京买房?既然都是中国领土,中国公民都有去那里买房居住、去找工作的权利,否则就是政策对不同公民的歧视,是对公民权利的侵犯。如果想压房价,就去用市场工具,通过结束地方政府对商品房供地的垄断权、通过给农民把自己土地改为商品房用地的权利、通过让小产权房合法化,来增加住房供给,以供给满足需求来降低房价,或者通过升高资金成本(即利率)来减少需求,这也能帮助降房价。行政手段压房价,更多是计划经济的遗产,不是市场经济。
稳增长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如果增长是为了保就业,那么降低国企和地方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度、调整经济结构、增加民营经济的空间,即使经济增速低一些,就业也能增加;而如果稳增长是为了降低社会不公、保持社会和谐,那么制约地方政府权力、减少政府管制审批权、逆转国进民退、扩大民间权利空间,即使增长速度慢一些,也能做到。所以,增长速度不一定要快,一些结构性制度性改革能达到更好的效果。
M:你在四年前出版的《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一书中提到中国的创业环境不理想,现在有好转吗?
C:很遗憾,中国的创业环境继续恶化。一位房地产企业朋友说,五六年前一个房产项目可能需要50个审批公章,现在可能需要150个公章。这又带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年的商业环境反而变坏了?这涉及到行政权力膨胀的话题,十年前,政府瘦身一直是一个主流政策话题,报纸差不多总是在谈缩小政府机构的规模。可是,十年过去了,几乎没人谈到要关掉某部委、合并某几个部门之类的话题,到最后,不只是行政经费大增,对社会和经济更有害的是创业成本大大增加了,商业发展的制度成本大大增加。如果不制约行政权力,不对政府规模进行瘦身,今后的发展阻力会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