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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漏洞
在网上,出售真实身份证资料与银行卡的商家比比皆是,一些网站更明目张胆称:“理想的中转卡”,“随意转帐绝无限制”。
记者联系到一家打着“出售各类银联卡”口号的网站,其销售人员表示,“200元办一张卡,各地各家银行都可以。有的银行卡卖得好,比如招商银行,都已经断货了,要6月份才有新的;还可以办网银,我们有银行的U盾,450元。”
这位销售人士透露,该网站还能出售真实的身份证信息,其资料来源均属于银行内部人员提供,可在银行开户。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11年6月发布的《我国腐败分子向境外资金转移的途径及监测方法研究》报告内容,上述环节正是借用银行卡进行洗钱的第一步。此后,洗钱者将非法获得的资金隐藏在貌似合法的银行卡账户中,并将这些银行卡携带至境外。
记者从台北市政府刑事警察局获悉,台湾2010年以来破获银联卡犯罪案件多达数十起,且涉案集团人员众多,涉案金额基本上在千万元人民币级别。该局在4月6日破获的一起内地银联卡套现案件中,查获涉案人士315张内地银联卡、170多张工行U盾以及大量内地人士身份证资料。台北刑事局发言人称,这些卡均属于真实有效的银行卡,每张都有3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刷卡额度,总额达到上亿元人民币。
根据台湾关税局相关人士的说法,在台湾部分签约银联的商家掩护下,洗钱者得以进行资金跨境转移。
对于大多数银联台湾特约商户而言,正常的银联卡结算模式如下:内地消费者用银联卡在台湾特约商户刷卡,由本地银行收单,通过银联在台湾授权的两大转接中介——联合信用卡中心或财金公司向银联连接取得交易授权;在得到银联确认后,由台湾本地收单的银行现行垫付结算款项,待银联与国内发卡行确认交易完成后将款项转给转接中心,最后汇给台湾本地银行。
为确保有据可凭,台湾包括境外的银联签约商户会在交易时开立刷卡单及小票,同时缴付一定的营业税。但各国各地区征税政策尽有不同,且并非所有签约商户都对营业额如实课税,这无疑给银联卡资金转移提供了不小的漏洞。
这种政策上的漏洞在一些国家和地区被更加放大。一位在加拿大客居多年的华裔人士Eric Wong对记者透露,在加拿大以及美国部分城市,由于当地只向商家征收单一税种,不少银联结算的特约商户无需对营业税一一说明,“银联卡被认为是Debit Card(借记卡)而非Credit Card(信用卡),商户只用自己记账,无需课税”。
“商家帮套现者套现200万元资金,可以在帐目上做成出货200万,再把同一批货做成进新货,这样一来商家有凭有据,套现者在国内的记录也是真实的消费。”Eric Wong表示。
“这种做法可能是直接透过香港或其他离岸市场的金融机构与内地连线,所有银联卡刷卡都不走本地银行或者连接中介,可以不留下任何记录。”上述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人士如此解释。
如何监管?
澳门司法警察局博彩及经济犯罪调查处处长郭志忠认为,高科技的迅速发展为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提供了有利条件。然而,各国银行保密制度有异,资金进入银行往往采取不透明、不限制的态度,导致许多非法资金脱离政府监控而自由流动。由于不同地区的法律制度常存在分歧,这些分歧也被投机者加以利用,以致逍遥法外。
“根本问题还是源于国内大环境的变化。”中国外汇研究院院长谭雅玲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采访时这样表示。谭雅玲认为,在国内经济环境不被看好的前提下,国内资金在短期利益驱动下向境外移动,而此时国内金融机构的监管尚未到位,政策也存在漏洞,这种现象的发生不可避免。
“在国内房地产、股市等市场萎靡的背景下,民间资金无处可去,自然会选择以各种手段向境外转移,加上一些腐败人员洗黑钱的行为,资金外逃的形式出现更加多样化发展,银联卡难免被利用成为洗钱工具。”谭雅玲表示。
“内地银行难以及时发现(资金)异动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不够了解其客户账户的状态。”暨南大学国际金融系博导杨星教授表示。
在她看来,国内商业银行银联卡、信用卡在蓬勃发展之余,银行并未曾在发卡前对客户进行足够详细的资信调查,部分银行甚至无法妥善保管客户资料,这无疑给银行卡业务带来了巨大的潜在风险。
招商银行国际业务部经理江峻介绍,国内商业银行由于业务繁忙,往往不设专业反洗钱人士来检测客户账户消费情况。此外,尽管银行会向央行递交可疑交易报告,但除非是在金融机构营业场所当场办理可疑交易业务,否则此类交易的取证工作难以进行。
“在没有发现确凿的犯罪证据前,银行只能向央行申报可疑的交易记录。之前银行反洗钱工作非常难开展,主要是由于此项工作基于人工判断,没有客观判断标准。”江峻表示。
国际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 on Money Laundering)在其3月发布的最新报告中指出,中国商业仍然欠缺对洗钱高风险客户(如企业高管、政要人士)身份、银行账目进行持续识别以及风险预警机制,这导致客户资金异动无法得到有效追踪,继而使预防、分析洗钱的工作难上加难。
“欧美反洗钱工作和中国的思路不一样,前者强调从源头上就开始进行监管,比如事先就把某些顾客列入洗钱人员黑名单里管理;但中国则把银行当作监管主体,让银行向监管部门提供资金流状况,这反而增加了难度。”复旦大学中国反洗钱研究中心秘书长严立新这样认为。
除此之外,杨星教授认为,中国银联作为跨境、跨行转账交易数据平台,应较易发现客户一段时期内连续发生的可疑交易,因此也应承担起交易数据可疑信息的辅助报告义务。记者郭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