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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1日,我国证券市场第一大股票市场操纵案———中科创业股价操纵案在北京一审公开宣判,相关涉案公司及个人受到了法律制裁。害群之马已除,各界为之欣喜。对自始至终经历案件调查的深圳证管办监管人员而言,心情也久久不能平静。
前不久,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在深圳证管办的一楼会谈室,该办案件调查一处副处长段奕喜与记者谈起2000年调查中科创业案的那段经历。“调查取证艰辛是我们碰到的最大难题。”他说,“现在案子终于判下来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迎难而上担重任
据深圳证管办主任张云东介绍,对中科创业(原名“康达尔”)股价涉嫌操纵的调查,最早可追溯至1999年。当时中国证监会市场监管部及深交所在日常监管中,发现该股股价走势异常波动,可能存在涉嫌操纵股价的违规行为。1999年8月,中国证监会对“中科创业”股价操纵案立案,同年11月,证监会稽查局决定把该案交给深圳证管办独立承办,要求该办组织力量尽快开展调查。
案件引起了深圳证管办的高度重视,办领导亲自挂帅督办,挑选精兵强将组成调查组,指定稽查处处长熊国森(现为机构监管处处长)具体负责。“由于办案人员调整,我参加调查时已是2000年的三、四月份”,段奕喜说,“但当时正处在各地证管办从地方职能部门转为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的时期,监管思路在逐步转变,还没有一套成熟的调查手段和方法可以借鉴。同时,以前查处此类案件主要是由证监会牵头,各地证管办进行协查,而像中科创业案这样重大案件的调查工作,交由派出机构独立承办,这在国内恐怕也是第一例。所以一开始就感到难度很大。”
在对案件已有材料进行深入分析后,办案人员初步认识到,中科创业股价操纵案时间跨度长,涉及范围广,案情极为复杂,要在短时期内查清操纵事实确实困难重重。调查组认为,必须找准调查该案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制定周密的调查方案,才能顺利展开调查工作,化难为易。
“问题肯定就摆在那里,我们只能迎难而上。”
顺藤摸瓜求突破
办案思路有了,关键在如何落实。为对案件的背景情况有更多了解,调查组通过各种资讯渠道了解了上市公司的基本情况,特别是近年来股权变更、资产重组等方面的重大事项;结合股价走势图,分析了解该股二级市场走势情况,确定了股价异常波动区间;对证券交易所提供的交易资料进行分析,初步确定可能涉案的券商席位、股东帐户;结合资料进行总体分析,对案件的性质、特点、涉案主体做出了初步判断。
由于“中科创业”股价操纵时间长达四个年度,有四个异常波动期间,如果一一展开调查,难度无疑非常之大。在经过仔细分析研究之后,决定以1999年4月至7月的异常波动期间为切入点展开调查,并制定相应的调查方案。根据这个方案,调查组首先对1999年4月27日即“中科创业”股票阶段性启动前,托管前20名席位的持股股东帐户进行调查,以尽快摸清涉嫌违规的股东账户和违规主体;然后,再调查涉嫌违规主体“建仓”过程,及前后几个异常波动期间的操纵情况。事后表明,当时的方案的确达到了化难为易、事半功倍的效果。
接下来的工作是调查取证。首先向证券交易所、证券营业部及上市公司调取有关资料。在交易所,调查组调取了股价异常波动期间主要股东交易数据、托管券商、对敲或对倒量及所占比例统计表等等重要资料;并前往全国各地30多家证券营业部进行实地调查取证,调取了504个股票帐户的开户、交易资料、股票转托管和资金往来资料,向北京、天津等地派出机构发出了协查函,调取了300多个股票帐户的相关资料;还向上市公司调取了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及其亲属名单,核实有无内幕交易情况。其次,是查询涉案机构的企业资料,调查涉案资金来源。先后查询了在北京、深圳、海南等地注册的十多家涉案企业的注册登记资料,调查了解涉案企业的背景资料及其与股价操纵者的关联关系。再次,是询问有关当事人。先后询问了涉案的部分人员,重在了解操纵市场行为的详细过程、买卖“中科创业”股票目的、资金来源及调度、具体操作手法、多个操纵主体间的串谋、合谋等情况。
谈到上述这个过程,段奕喜十分感慨:获取第一手材料非常不容易。在国内很多地方跑来跑去,有时候甚至要去两三次,人手上的紧缺不说,更困难的是,绝大部分查证工作要由证管办办案人员独立承担,跨地区办案特别是到营业部取证时权威性不够,到银行、工商等相关部门调取证据时不顺畅,吃“软钉子”、“闭门羹”的情况经常发生,有时甚至会遇到公开顶撞。每到这个关头,就是需要办案人员与涉案者斗智斗勇的时候。常常需要绕几个弯,才能得到想要的真实资料。在对涉嫌违规的自然人传唤质询时也比较困难,如在2000年9月至12月间,办案人员就多次通知朱焕良、吕梁、丁福根等涉案当事人来深圳证管办接受质询调查,但因种种原因,除来了几个操盘手和代理人之外,这些关键人物最后就是没出现。此外,涉嫌自然人用个人储蓄帐户存取大额资金,又到处融资,也造成直接证据取证困难。
段奕喜向记者讲了这样一件事。有一次他们到某营业部去调取资料,对方人员一见是深圳证管办来的人,开口就来了一句“你们有什么资格调我们客户的资料?”办案人员理直气壮地当即回应了一句“请你们去查一查《证券法》”。几经周旋之下,营业部仍是固执己见,不愿配合。最后在当地证券监管派出机构的协助下,才总算是撬开了该营业部的口。但后来进一步调查的结果表明,该营业部仍然向调查组提供了部分虚假资料。另有一些营业部在调查中处处维护操纵者,甚至帮助隐匿、销毁证据资料。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
与其它股票操纵案相比,中科创业案系自然人操纵,相关交易帐户也基本上以自然人形式出现,因此难度更大。段奕喜说,为加快办案进度,提高效率,调查组也在查证中采用了不少创新。比如,尽管涉嫌操纵股价的帐户表面上看没有联系,但细加分析,总是能发现某种内在的关联关系,如同一资金来源、同一股票代理人、代理人之间股票相互转托管等,这种关系,可能正是破解庄家真相的关键所在。也就是说,只要在某一营业部或某些帐户上形成突破,就能顺藤摸瓜,掌握更多庄家操纵中科创业股价的线索。由于涉嫌操纵的营业部和帐户众多,要想瞒天过海,不露出一点蛛丝马迹是不可能的。事后的效果说明,这些创新往往会形成案件查处上的重大突破。
经过半年多的艰苦调查取证,调查组终于查实,自1998年11月28日至2000年10月31日止,共有364个股票帐户涉嫌操纵中科股价,涉嫌股票帐户于1997年11月28日开始买入中科创业,至1999年5月6日达到最大持股量即5573万股,占该公司流通股比例的75%;涉嫌股票帐户之间长期进行对倒交易,截止到2000年10月31日,涉嫌帐户买卖0048股票的累计买入金额约50亿元,累计卖出金额约61亿元,持股余额2600万股,初步认定获利达11亿元之巨。至2000年底,证管办已基本查清了该案操纵股价的基本违法违规事实,并初步认定,涉嫌合谋操纵股价、内幕交易的人员为朱焕良、吕梁、董沛霖、丁福根等六个自然人。
案件曝光司法介入
2000年12月25日,是大多数清楚那段历史的人都不会忘记的一天。当天下午开盘后不久,突如其来的6000多万卖盘就将中科创业股价迅速打至跌停,此后一发而不可收,中科创业步入了连续九个跌停的漫漫长途。这种雪崩式的"大跳水",引起了刚刚完成阶段式调查的深圳证管办的高度关注。
在连续第四个跌停后,深圳证管办就中科创业股价的异常波动情况向中国证监会作了紧急报告。报告中说,庄家大量非法融资、股价非理性高企,导致个别营业部的股票抵押市值触及所谓"平仓线"而被强行平仓,引发其他营业部的连锁反应,是股价雪崩的最根本原因。而股价下跌的初始原因在于:一是临近年底,市场资金面紧张,庄家筹资困难;二是该案被深圳证管办调查年余,案情已经暴露,作案人员乱了方寸,仓惶出逃,引发股价暴跌。鉴于该案的主要违法事实已基本查清,且该案案情特别重大,影响特别恶劣,为了提高办案效率,张云东主任决定向证监会建议,抽调全系统办案力量突击办案,并向公安机关移交。
紧接着的2001年元月2日,办领导张云东、袁晓德带领熊国森、段奕喜等办案人员专赴北京,向证监会领导汇报案情。鉴于案情重大,证监会第二天即向国务院做了汇报。2001年1月15日,公安部将此案正式立案并命名为"115案",由公安部牵头,在北京市公安局、中国证监会、深圳证管办抽调人员组成了"115案件专案组"。
深圳证管办认为,"中科创业"股价操纵案作为中国证监会及派出机构和交易所履行监管职责主动查处的一起大案要案,最后向司法部门的移送,体现了证监会主动实施监管、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和保护投资者利益的决心。事实证明,证券监管机构所做的前期调查工作,及所挖掘出的大量违法违规事实和线索,对司法机关的进一步介入调查取证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也使案件的审理进度大大加快。而在司法机关介入之后,证监会和各地证管部门仍继续为案件的查处做了大量的协助工作。
作为我国证券市场有史以来第一大股票市场操纵案,"中科创业案"的涉案资金之大、分仓范围之广、涉及证券营业网点之多都是前所未有的,也是我国首起司法介入的操纵市场案件。案件虽然已画上了句号,但留给市场及监管机构的经验及教训是深刻的,对市场的长期规范发展意义深远。"我们参与了该案查处的全过程,反思很多",深圳证管办认为,该案的成功查处是中国证监会大力支持和精心指导的结果;是交易所、各兄弟派出机构相互支持、精诚协作的结果;也是深圳证管办以保护投资人利益为首任、主动实施监管的结果。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弦绷紧了,我们就没有理由放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