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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武汉打工的张女士向管理部门投诉,两个月前应急以1400元“当”给江汉区前进四路一家“典当行”的宝石戒指,近日按约去赎时,却发现早已被店主变卖,不知了去向。
记者在张女士的指引下找到了这家“典当行”,原来这是一家寄售商行。当初与张女士签下的“当票”也是私制的,不具备法律效应。店主对张女士“赎不回,就告你”的说法满不在乎:“冒牌经营典当的商行多着呢!就我们这条街,起码有20家。”
同在一条街的武汉裕发典当行总经理肖文对记者说,前进四路地处商业繁华区,近几年典当生意十分红火,由于附近正规的典当行少,冒牌经营典当的商行就一家家地冒出来,如今已成了武汉市地下典当的一个“黑窝”。
连日来,记者对这个地下典当一条街进行了蹲守探访。这些寄售商行有的在门面招牌上巧弄花样,或是大胆地挂着“某某典当寄售商店”、“某某典当有限公司”的招牌;或是巧妙地将“典”字嵌入商行名号中,有两家商行,就美其名曰“精典寄售商行”、“金典寄售商行”;或是隐晦地在门面和柜面上,贴上“典石成金”、“当务之急”等字样,用以喻示“典当”。有的则在服务内容上巧做文章,几家没有在门面和招牌上玩花样的寄售商行,室内的服务指南却清楚地诠释了“典当”功能,其中有一家粘贴在墙上的服务指南就明示“可抵押、现金收购、寄售(珠宝首饰、通讯器材、名表相机、家用电器、古玩藏品、房产车辆)”,其业务范围较典当行有过之而无不及。
记者随意走进一家寄售商行,一中年妇女热情地迎上来。记者声称有一笔记本电脑想典当,问她能不能做,中年妇女忙回答:“做,当然做。”并俨然一幅专家模样地向记者介绍起典当的手续来。记者说“忘了带电脑发票,怎么办?”她连称“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干这行多年了,会为你合理估价的。”当问及利息时,她表示每10天为一个档期,前10天为4%。记者追问10天以后的利息,她含糊其词:那当然要高些啦。并列举出管理费、保险费等一大堆费用来。
记者以同样的借口走进了另外一家商行,一男青年正手持“当票”与店主理论,说是前些时当给这里的一个松下手机,因出差耽误了时间,当期过了两天,希望赎回手机。而店主表示,“手机已被卖出,超过了当期,没办法了。”店主一边与男青年理论,一边忙不迭地向记者招揽生意,极力怂恿记者把笔记本电脑当给他。记者随后采访这位姓罗的男青年,他表示不知道寄售商行不能做典当业务,也不清楚寄售商行与典当行的区别。记者看了看他手中的“当票”,其实是一张依照当票格式制作的寄售票。“感觉都差不多吧。”在记者随机采访的路人中,几乎100%如是说。
武汉裕发典当行的财务经理艾万青说,1995年典当行开张时,生意十分红火,前几年,每年的业务量都不下2万笔。近年来,周边的地下典当行不断“发展壮大”,离裕发典当不到50米的街道内,密密麻麻地开了18家寄售商行。这些商行不务正业,与典当行明争暗抢地盘。如今,裕发典当行每天经手的小额信贷业务不足10笔,年业务量只有3000笔左右。
在典当行业打滚多年的肖文向记者痛陈这些“黑典”的恶行:由于商行不像典当行,必须有500万元的注册资本金,一个体业主筹几万块钱,雇一两名店员,租一个门面,就可以开店营业。受实力限制,为保证周转,这些商行专以套“死当”为目的,一有买主,不管当期到了没有,都以种种借口欺瞒“当客”,变卖“当品”套现套利,全然不把“当期到后至少还应给客户10天的宽限期”的典当业老规矩放在眼里。此外,地下典当行明哄暗抬费率,坑骗“当客”的现象也很普遍。按规定,典当行月综合费率不得超过4.5%。但这些商行往往通过服务费、保管费、保险费等名目,抬高费用,月综合费率一般都超过8%,有的甚至高达15%。
湖北省典当协会秘书长罗厚祥向记者介绍,典当行作为一种特殊融资机构,开办需经严格审核,取得特殊行业经营许可证。经营要缴纳5%的营业税、3%的非银行金融机构税。当票统一监制,统计财务资料要求齐全,审计严格。这些寄售商行往往以个体工商户的形式出现,办证手续简单,税务部门一般采取定税办法对其征税,且监督管理十分有限。这种不平等的竞争,在使地下典当恶性膨胀的同时,也使合法典当经营日渐萎缩。
罗厚祥说,“黑典”恣意恶行,给社会造成重重隐患。地下典当行受自身资金规模限制,一般做大比较困难。为了扩大经营规模,不放走一笔业务,他们往往千方百计地向亲朋好友高息拆借资金,高息最终必然会转嫁给“当客”。这种变相社会集资,处理不及时,极可能酿成大的金融祸患,影响社会稳定。而且,这些地下典当行在接受“当”物时,对物品来源根本不作审查,甚至连顾客身份证都不看,致使许多被盗、被抢的涉案赃物畅通无阻地流入商行变现,为犯罪分子开了方便之门。前不久,就有一批失窃的摩托车在武汉宏正寄售商行查获。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典当业近年来又逐渐成为现代企业和市民应急融资的一个重要渠道,尤其是房地产、轿车等不动产典当,市场需求日趋旺盛。然而,记者调查发现,武汉典当行数量少、规模小、分布失衡的现象十分突出。作为一个拥有800多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全市目前只有11家典当行,且主要集中在居民区。
裕发典当行的肖文总经理对记者说,正是典当业的“有市无行”,招致众多商行大肆侵入,非法经营。现代典当业尤其是房地产等大宗典当业务,需要典当行具备雄厚的资金实力和先进的管理水平。由于现有典当行硬、软件建设滞后,力量薄弱,大片的市场眼睁睁地被胆大妄为、失去监督的“黑典”所侵占。武汉市目前冒牌经营典当的商行有100多家,是合法典当行的10倍。他估算,全市大约90%的典当市场份额被“黑典”所抢占,在一些区域,甚至全部市场份额都被地下典当行尽收囊中。
业内人士呼吁,国家应依据市场需求,在控制总量、规范管理的前提下,合理布局、稳步发展典当行。同时,加强法制建设,强化监管职能,加大综合治理力度,为典当业的健康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