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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甩包袱”:希望华远让13家企业起死回生
1983年华远刚成立时,区里划拨了13家企业给华远,其实是政府在“甩包袱”,这些企业的经营情况都不好,政府希望靠华远的整顿和管理让这些企业起死回生。华远经过一年多的努力,通过制度的改革和兼并重组,给这些企业注入了活力。当时最简单的一条就是承包机制和激励机制,让多劳多得落实到每一个职工、干部的头上,发挥他们的自主能动性,而制度的改变也改变了人的积极性,这些企业除一家被关闭之外,都取得了成倍增长的效益。这样就解决了退休职工的利益保障问题,也扩大了就业。一年后,区里看到解决了这些麻烦之后,又把这些企业转回了区里,有的给了街道,成为街道发展经济和提供财力的支柱产业。除这些企业之外,华远采取了“跑马圈地”的发展方式,一些人能提出一些好的想法(也许是并不现实的想法),就可以挂靠在华远的大旗之下,独立经营,上缴高额利润和管理费。那时华远迅速从只有七个党员的小公司发展成拥有十多家下属企业的总公司,“诸侯割据”的现象开始出现,却没有核心业务和拳头产品,一些上不了规模的小公司都在单打独斗,无法形成企业的合力。这种情况有些像瞎猫抓老鼠,碰上谁算谁,碰不上就自生自灭。
那时华远的内部政策,基本上是有好的经营思想和相对成熟的管理团队都给予办理执照、登记注册的支持,但通常没有资金的支持,要靠自己去找钱、找合作、找投资、找场地,并要服从管理、上缴管理费或利润。如果干不好就自生自灭,总公司不救也不安排。改革之初,这确实给了许多人成功的机会,让他们不管成功或失败至少都可以按自己的想法试上一把,但多数都以失败告终了。
1985年华远提出了要向资源转型的战略。什么是资源?当时制约企业发展的要素是资源,最主要的要素一是资金资源,二是土地资源。当时的西单地区改造给了华远土地资源,下一步要争取更多的土地资源,同时要解决钱的问题,那就要筹建银行、信托公司或财务公司,于是那时总公司的核心层开始将注意力从开办多个经营性公司与管理这些经营性公司向建立与拥有资源性公司转移了,同时从公司的整体发展战略上提出了要实现“集团化、股份化、国际化”的未来战略。
应该说关于华远发展的战略问题的研讨会是华远未来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里程碑,明确了发展的方向,打下了理论的基础,此后的许多年,应该说华远都是沿着这样一条主线发展的,并于1993年实现了“三化”目标,至今仍拥有一定的资金资源(如多家银行的股份)、可以获取土地的开发公司,以及股份制上市公司。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总公司同时开始了管理干部的培训,有组织地安排大批人员去工商管理学院参加培训,培训这一优良的传统从那时开始一直延续至今。人才是企业发展的重要要素之一,那时还无法靠社会招聘的方式征集人才,必须靠内部培训的方式提高现有人才的素质,使现有的人员从人力变成真正的人才。
任志强遭遇车祸骨折后仅休息三天就上班了
我也参加了工商管理学院的带考试和文凭的学习,其实自从部队回京之后,这种夜校式的培训班我不知自掏腰包参加了多少个,却没有机会参加正规的、系统的学习,这次有机会参加学校的学习,准备考个文凭或证书。
遗憾的是我的工作太多,无法保证上课时间,更惨的则是,一次去学校的路上,我的雅马哈50摩托车撞上了一位推着自行车的中年妇女。那是在海军总医院门前的红绿灯前,红灯时,一辆公共汽车停在最外道,而我停在了第二道,绿灯亮了,公共汽车还没启动,着急上课的我一拧油门就冲了出去,没想到从我视线盲区、公共汽车的前面推出了一辆自行车,我正好撞到了自行车的前轮上。
这位推车的中年妇女想横穿马路,但走到半路时灯变了(那时没有黄灯的间隔,红灯后立即变绿灯),公交车驾驶室位置高,能看到她,但我在公交车的侧后方,看不到有人推车过来,等发现时已经撞上了,于是两个人都翻身倒在了地上。我只觉得右小腿一阵剧痛,但救人要紧,于是将摩托车锁在一边,扶着这位中年妇女进了海军总医院。一系列的检查之后,幸好这位中年妇女只是倒地时受了点外伤,没有骨折之类的问题,交警做完处理记录后,她就在家人的陪同下回去了,后来我按交警的要求赔了些医疗费、误工费就了事了。
等送走了这位中年妇女,我才发现自己的腿坚持不住了,一照片子,原来是骨折,只好在医院打了石膏。之前我并没有想到会骨折,还来来回回地走了不少路,也许是因为精神紧张,注意力都集中在被撞的中年妇女身上,等她走了,我松下了心,才发现原来自己摔得比被撞的人更重,也许是摩托车倒地时砸在了小腿骨上的原因,只好打电话求援。
撞车的地方正好在阎阳生的小家旁边。刚开始阎阳生一直住在办公室,他的父亲调回北京后才住到父母家,后来单位分给他一间十平方米左右的小平房,我们又帮他在院里搭了间两平方米左右的小平房,他们夫妻就搬到了这个所谓的“自己的窝”里来了。三十五六岁的人总希望有个自己说了算的天地,哪怕再小,也是自己的地盘,在当时一家三口住在这种平房的人非常多,还有许多人连这种房子也分不到。
于是我的摩托车就让朋友推回了家,而公司来车将我送回了家。
俗话说“伤筋动骨一百天”,但我两次骨折都没能享受这一百天:插队时胳膊摔断了,休养了八十多天,已经很不错了;而这次只在家里休息了三天,就架着双拐上班了,公司还有许多事情要处理。
任志强自称电视剧“投资”创始人之一
1984年底,公司投资拍摄了电视剧,用了些商业化的办法。拍摄电视剧我大约也算得上是创始人之一了,那时还没有类似于华谊兄弟(行情, 问诊)[-3.89%资金研报]、紫禁城这种专业的制作公司,除了电影厂之外,没有演员的团队和导演的团队。张小冬和陈国星(方舒的前夫)向我提出了投资拍摄电视剧的想法,拍好的电视剧可以卖给电视台或卖录像带。
于是陈国星任导演,拉了北京电影制片厂的一帮制片人、摄影等,又拉了一帮演员,开始拍摄了。拍了两集的电视剧,叫《同谋》。那时两集的电视剧投资费用只有五万元人民币,原想着也许会发个大财,但最后只有四个电视台买了这两集电视剧,只有几千元的收入,还被剧组“贪污”了,没回到公司的账上。
我摔断腿时正是电视剧杀青的时候,而我看到这部电视剧在电视里播放时则是在市局的看守所一监旁边的K字楼里(据说K字楼是日本占领北平时期建设的监狱,因楼的形状像英文字母K而得名),颇具有讽刺意义。
尤其是字幕上打出我的名字时连管教的警察都吃了一惊,私下里问我:“这个真的是你拍的吗?”
当时我回答“是”之后,管教也对我另眼相看了,此后对我的态度也好多了。
后来我不断遇上很多人,希望我投资电影或电视剧,但每次都被我明确拒绝了,最初投资的失败(也许是不逢时)和受骗,让此后的我坚决拒绝了这种投资。即使许多优秀的导演、演员后来都与我很熟,并成为朋友,我也从不参与。
任志强借钱给胡玫拍摄《汉武大帝》
我曾给胡玫捐过几十万元,拍摄了反映部队生活的八集电视纪录片,就算是做公益。当胡玫拍摄《汉武大帝》时,只拍了几集,原来的投资人就放弃了投资,胡玫找到我让我投资,我说我可以借给你钱,但我不投资,你先继续拍片,同时去找别的投资,等找到其他投资时,把钱还给我,通过这种方式解了胡玫的燃眉之急。后来胡玫找到了其他的投资人,完成了这部巨作。应该说这部《汉武大帝》拍得很不错,也赚了很多钱,尤其是陈宝国的表演在当时也引起了轰动,但我并不眼红,对那些投资赚了钱的人,也许我骨子里有一种对抗的情绪。胡玫很感谢我的帮助,因此坚持将我的名字放在字幕中制片人的位置,如今大家看到的《汉武大帝》结尾字幕中有我的名字,但我并不是投资者,也不是制片人。
断腿并没有影响公司的工作,但我开始将精力放到合资建楼的谈判中,我们将最初的可研报告改制成招商资料,开始通过各种关系与一些大公司、大企业联系,希望通过合作的方式,由我们出地,对方出资,然后按面积分成。我负责从我方应得的面积中安排回迁事宜,或共同承担回迁面积,在剩余面积的分配中我方与对方按“我小你大”的比例分配,以确保区政府应得的利益和投资方的利益。
当时最重要的投资理念还不是能为华远赚多少利润,而是要确保大厦尽快取得融资和进行建设,要优先确保区政府的利益和回迁单位的基本保障。有了大楼,有了商业的经营,繁荣了地区的经济,政府才能提高税收和机动财力。
正当我们为公司成立一年取得重大成绩而沉醉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初生的幼苗还没开花结果就夭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