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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全球化的贸易流、物流使得美国普通工薪阶层可以享用韩国产的液晶电视、日本产的相机和中国产的登山靴,过上舒适体面的中产阶级生活。但是,在生产全球化的背景下,时薪约为30美元左右的美国制造业工人的竞争力显然不强,制造业岗位逐渐外流,这进一步倒逼美国参与国际竞争的贸易部门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是受益最大的是贸易部门的企业主而非雇员。尽管近三年来,能源等行业发展促使约50万个制造业岗位回流美国,但从大趋势上看,与美国制造业达到顶峰的1979年相比,当前的制造业岗位仅有1200万个,年均流失超过23万个。在这样的背景下,你就不难想象“汽车之都”底特律市人口急剧下降并陷入破产境地,大量为底特律提供零部件生产的小城镇也难现昔日荣光,昔日辉煌的北部老工业基地成为“锈带”,Zappo打火机厂等企业在裁员中挣扎生存。很多制造业工人转行干起了时薪仅有20美元的装修工或是时薪只有10美元的洗碗工。
最后,发达国家央行频繁使用的宽松货币政策也在加剧社会财富失衡。全球各大央行已经连续四五年“开闸放水”。由于美国、日本等主要发达经济体的产能利用率低于三十年来的历史平均水平,因而实体经济缺乏足够多的放贷机会,再加上次贷危机后银行收紧放贷标准,相当多的流动性并未进入实体经济,而是在资本市场打转。诚然,提高股市的财富效应以刺激民众消费信心也是美联储政策的应有之义,但是这种财富效应显然倾向于富豪阶层,纽约大学经济学家爱德华·沃尔夫的研究发现,在2010年,最富有的1%美国人占有美国家庭所拥有股票总额的35%。而在现实生活中,已经拥有了私家游艇的这部分富豪,他们的消费支出对经济拉动的边际效力远低于“月光族”工薪阶层,这也成为美国经济主引擎消费增长不够强劲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