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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来,由于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逐步波及至欧洲、亚洲等主要经济体,引发全球范围内的经济衰退。欧元区作为单一货币下不同国家竞争力差异明显的经济体,难以有效统一的集中控制风险,欧债危机继美国金融海啸之后更尘嚣于各大媒体之上。
全球经济环境的持续恶化,中国在2008年11月率先推出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美国随后推出了QE、QE2两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以及扭曲操作,欧元区自2011年起推出两轮长期再融资操作,然而实体经济的萎靡没有得到有效的扭转。步入2012年QE3作为每一次美联储议息会议媒体必然炒作的话题,却只是一再的强化预期,终不见QE3。
有关于货币政策的争论,当属上世纪凯恩斯与弗里德曼这两位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然而自1946年凯恩斯逝世,弗里德曼的抨击直至其2006年逝世,经济学界对这场辩论仍意见不一。凯恩斯从“大萧条”得出自由市场已宣告失败的结论,弗里德曼则认为国家过度干预违背市场规律。重回QE3的取舍,关键的问题还是在于短期的收益与长期的损失之间的博弈。凯恩斯早自有言:“在长期,我们都死了!”,无法否认货币宽松对经济的短期刺激效果明显,尤其是美元作为国际结算货币其影响范围更广。但是由于前两轮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于实体经济收效甚微,美联储对于QE3不得不慎之又慎!
据美国统计局数据,图列2008年4月至2011年10月美国新屋销售价格的中位数及平均值。
房地产作为此次美国金融危机的源头,在考量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效上美国新屋的销售价格指标或可略见一二。自2009年初以来进行两轮货币宽松政策,大宗商品价格基本已回归至2008年危机前水平,但美国新屋价格总体还是呈现下降趋势,在就业率未见好转的情况下可以单纯理解为工资呈现略微下降。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或许在刺激新屋开工率及营建许可上有相对明显的刺激作用,但作为消费支出的“乘数效应”却未能在实际的政策刺激下发挥效用。或未能有效的创造就业,但即便有效创造就业,也是在劳动力过剩变相压低工资为代价。就业与工资没有实质性的改善,收入在与物价上涨的抵消中,并未使居民获得多余的可支配收入总量,消费者的需求总量就未能有效激活,而这恰恰是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所最希望激活的部分,也是整体的刺激计划传导中最为关键的一环。刺激机制中不能形成有效的良性循环,“乘数效应”或就此而止。诚如达拉斯联储主席费舍尔所说:“问题在于传输机制,我们提供了汽油,油箱是满的”。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于短期的经济干预有相对明显的效果,但是随着多次使用,刺激的力度越来越小,对市场流动性的充斥却会造成长期难以挽回的损失。对经济进行“反周期操作”,过度干预人为制造经济社会总需求,带动经济社会总供给,达成一种脆弱的供需平衡以维系企业维持就业率,却丧失整体产业升级淘汰的机遇。落后产业过剩产能因为短期过度干预得到保护,企业由于流动性过剩形成低资金成本的高负债,却为长期经济发展埋下隐患。当供需平衡在丧失持续政策刺激下,逐渐形成大规模的供给过剩,而市场难以在短时间进行自我调节自我消化,这样的打击对于任何行业都是难以承受的。同时,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本身也不得不考虑其成本因素。货币宽松意味着政府财政赤字,增加政府债务负担,引发财政危机,进而严重至引发国家信用危机。早在今年1月,美国国债规模累计就已达14万亿美元,远超当年GDP60%的国际公认限制线。这也是限制美联储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运作空间的一个重要方面。付出巨大的代价却愈发感觉敌人难以击倒,无奈之下只有不断强化市场对后期政策运作的预期,寄希望于预期所带来的导向性,以调节市场信心。
就美联储对QE3的取舍,个人认为QE3势在必行,却必定收效甚微。或短期助推经济,但必然深埋隐患。正是因为凯恩斯的那一句:“在长期,我们都死了”,任何一个经济实体的经济政策难免的需要为政治服务。美国今年11月总统大选,奥巴马自2009年1月就任即遭遇堪比“大萧条”的全球金融危机。QE3作为压箱底的最后一剂猛药,在大选启动后的10月推出并配合一系列经济刺激计划的可能性最大,从而形成对经济的短期强刺激。至于长期那是奥巴马总统连任以后才需要再考虑的问题,当然或许也不需要再考虑!(中大期货分析师任相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