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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是消费需求的巨大潜力还没有释放出来。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我们将扩大内需,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2010年,我国投资率达到48.6%,是历史上最高的。最终消费率降到47.4%,投资率第一次超过最终消费率。居民消费率则下降到33.8%。美国居民消费率是70%左右,比我国高出一倍。“十二五”时期,我们通过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刺激消费,把居民消费提高10个百分点,每年可以拉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加4万亿至5万亿元,人民的生活水平会有一个较大幅度的提高。所以,投资和消费的潜力足以支撑未来20年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第二是资本潜力。“我国资本潜力远远没有发挥出来”,郑新立指出,到2011年底,人民币货币总量已超过80万亿元,银行金融资产总量超过110万亿元。这么大的资金量周转速度比较慢,原因在于金融体制改革滞后。通过改革金融体制,把民间资金的活力激发出来,把100多万亿元资金用好,加快周转速度,能够支持未来一个时期的快速增长,而且今后每年基础货币还要不断增加。特别是通过这些年的发展,我们积累了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其中相当一部分购买了美国的国债。现在美元贬值,我们的外汇储备出现缩水。为了避免外汇储备缩水,根本途径是通过扩大海外投资,把外汇储备变成能源资源储备,变成物质储备,并能打破制约中国经济未来长远发展的能源、资源瓶颈。通过扩大国际并购,充分利用国际市场的科技资源,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打破长远发展面临的技术瓶颈。根据国际经验,合理的外汇储备,能满足半年的进口用汇所需就够了,我国合理的外汇储备应为1万亿美元。因此,我们可以拿出2万多亿美元用于海外投资,以获得更多的能源、资源的勘探权和开发权,建立稳定的海外能源、资源供应渠道,通过国际并购加快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郑新立强调,把资本利用好,可以为中国未来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
第三是劳动力潜力。现在全国有2.8亿农业劳动力,农村人口有6.6亿人。全国有18亿亩耕地,一个劳动力才种6.4亩地。“美国一个农业劳动力能种几千亩地,欧洲一个人能种几百亩地,为什么中国一个农民只能种6亩多地?”郑新立认为,关键是土地资源少、农业现代化水平低。将来随着农业现代化、机械化水平的提高,一部分农民将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投入到二、三产业,并把他们的子女吸引到城市里居住,变成城市居民。2010年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比例高达36.7%,农业增加值占GDP比例只有10.1%,就是说3.7个农业劳动力创造的价值仅相当于一个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创造的价值。把一部分农业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既有助于提高农民收入、扩大消费,还有助于释放劳动力潜力,满足中国未来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通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努力,我国共转移了2亿多农业劳动力,现在还有2.8亿农业劳动力,保留不到1亿就足够了,因此,还有2亿多劳动力需要转移出来。这个潜力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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