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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亚近年来的经验来看,尽管我们需要发展资本市场,但要从根本上改变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的基本结构是相当缓慢的过程。例如在韩国,1997年的金融危机使很多人认识到了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的风险,希望增加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的作用。但从总体上看,韩国的经济还是依赖着银行的作用。不过,韩国这些年来对银行进行了比较激进的改革和重组,在银行的股权结构、治理结构和政府的监管等制度上有了显著的改善,大大提高了其金融系统的健康指标。
在很多方面,中国的银行部门面临与韩国1997年之前的类似的“健康问题”。最主要的表现为银行经常受到政府的干预,没有过硬的信贷审查程序、机制和风险管理制度来进行信贷的决策和执行,企业过度依赖银行的信贷支持,银行的坏帐率高,资本金不足。当然,中国的商业银行与韩国惟一有明显不同的地方在于,在1997年之前,韩国的银行积累了大量的国外短期负债,而中国的商业银行没有。这是因为中国的金融部门还没有真正向外国金融资本开放,尽管这些年来非正式的短期资本的流入其实正在进行之中。
从今年开始,中国加速了对国有银行部门的重组和改革的步伐,尽管看起来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其中最重要的工作是将国有四大商业银行股份化,吸收非国有的机构股东或战略投资者,包括国外的大银行集团,最终希望实现将其在海内外上市的目标,完成改革和重组的任务。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四大商业银行首先进行财务的重组,因为这对于实现股权的资本化和有效的治理结构的目标是必要的一步。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银行的财务重组只是把身上已有的伤疤磨平了,是否从此进入一个健康的状态,很大程度上还要看通过股权的改造和资本化是否真的能建立起一个有效的银行治理结构和业务战略。
有效治理结构的建立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治理结构保障着银行不能与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偏离得太远。这要求我们的银行要通过改革和重组来改变目前的追求信贷最大化(即营业收入最大化)的目标模式,转向利润最大化模式。换句话说,最终对这些目标模式转变进行评价的“基准”是要看银行稳定的盈利能力是否形成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太乐观。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的国有商业银行还是以吸收存款为最重要的生存战略,这个实践显然不符合利润最大化的“最佳实践”。
业务战略的改变听起来是微观层面的事情,但实际上却是一系列国家层面上基本发展战略改变的结果。中国目前的银行部门不是真正独立的一个部门,它事实上服从于政府(包括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因此,反过来说,银行现在的改革和重组必然在很大程度上与政府一些部门和一些地方追求速度的发展目标相悖。这是中国的银行部门改革严重滞后的原因,也是今后的银行重组要克服的最大的障碍。
但无论怎样,对银行进行重组和再造是需要支付足够的代价的。而且,银行的重组对增长中的经济的紧缩效应有多大也是需要考虑的。为了改善银行的健康状况,不仅需要注资,打包出售不良资产,还需要真正实施(国有)企业方面的战略重组与《破产法》,不仅要将大量的没有效率的企业关掉,而且要对那些有生存能力的企业的过度负债的结构转变过来。所有这些都将在短期对经济带来紧缩影响。韩国政府在金融危机后对银行和公司的重组和再造用掉了161万亿韩元,这当然还只是直接的成本,尚没有将制造紧缩的影响考虑在内。对中国而言,这笔帐可能将是个“天文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