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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士宏
自1998年2月到1999年8月
1998年2月,曾在IBM风光一时的打工女皇吴士宏被推上前台,作为微软第一个本土经理人出现。吴士宏被任命为总经理,而非总裁,目的显然不在管理而在销售。在上任之初,吴士宏就表示要把微软中国做成中国微软,随后她迅速地组建了管理团队的“全华班”,并开始改造微软中国公司的企业文化,尽量为微软极具刚性的管理体系中,加入一些IBM式的人情味。
吴良好的愿望被现实击得粉碎。在出走微软后,吴士宏曾在《逆风飞扬》中坦言出走的四大理由:第一,微软在中国必须全面调整价格政策;第二,反盗版的策略必须改变;第三,微软在中国只能有一个面对市场的窗口,而不是四个窗口:微软中国公司、微软中国产品研发中心、微软法律事务部、微软中国研究院;第四,总经理应该有人事权。
而以下这组数字可以更好地解释吴士宏的出走:微软每年两度考核的最关键数字是“新增每台PC的销售额”,也就是用微软中国的年销售额除以中国当年新增的PC数。历任中国区总经理都在这个数字面前折戟沉沙。一位曾在微软担任高职的人士透露说,1999年,这个数字在美国约为400美元/台,日本大约是300多美元/台,台湾地区是100多美元/台,而在中国这个数字仅仅是一位数……极端重视业绩数字的销售氛围,让所有地区特殊性的解释都显得苍白无力。
吴士宏在微软中国总经理的位置上只呆了18个月。
他们为何离开微软
高群耀
自2000年4月到2002年3月
2000年4月,原大中华区总裁罗麦克带来了高群耀。谦和的高群耀因其具有丰富的软件公司从业背景,又能与政府和媒体保持很好的关系,同时还具有在AutoDesk打击盗版的经验而被业界看好。在两年的任期中,高群耀将搞好政府关系作为了工作重点。他曾多次提到,“政府本身是产业规则、政策的制定者,对产业的发展起到关键的作用。而且政府也是微软最大的用户,如果中国有一个用户的话,就是政府。如果这个工作做不好,在中国就不要练了。”每年,高群耀都要拜会北京市长,每到一地,都要拜会当地的政府领导。
高群耀时期微软中国迎来了发展史上最好的时期。以2001年上半年为例,WindowsXP和Windows2000销售额增长了117%,微软中国大企业客户部比上年同期增长了42%,政府业务增长了81%。
但2001年底,微软在北京政府采购中失利,随后的2002年3月,高群耀从微软出局。从表面看来,北京政府采购事件无疑是让高群耀黯然离开的直接因素,但在其后来的著作《体验微软》中,高透露了离开微软的真正原因是与大中华区总裁黄存义的不合。
据知情人士透露,其实在北京政府采购事件之前高群耀已经被架空,当时黄存义派来了大中华区负责投资策略的龚定宇负责此事,“任何人不得插手”。在和北京市政府的谈判中,微软态度非常僵硬,北京市政府尝试过与微软协商价格,并且提出以OFFICE2000替代OFFICEXP,但微软强硬地拒绝了。在微软拒绝任何妥协的情况下,北京市政府只好放弃了微软。当微软意识到自己犯了个多么大的错误后,高群耀作为牺牲者出局了。
杜家滨
自1994年3月到1998年10月
杜家滨,1994年进入微软,其当时的头衔是美国微软公司北京代表处总经理。在杜家滨的积极斡旋下,1995年微软在中国由办事处变为独资公司,杜家滨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微软中国第一任总裁。
让微软在中国落地生根是杜家滨最大的功劳。杜家滨成功地扭转了微软和原电子工业部的关系,也给媒体留下了极富亲和力的印象。1994年,杜家滨抓住中国政府官员赴美开会的机会,直飞美国,邀请他们到微软公司参观,为微软在中国的发展铺设了高速路。这段时期成为微软和中国政府关系最友善的时期。微软中国研究院的成立也离不开杜家滨的努力。
然而,微软一直未在杜任期内对中国有明确的投资承诺。微软的态度是:知识产权的问题解决不了,我的直接利益得不到保证,就很难有大的投入。由于微软的瞻前顾后,微软中国当时的业绩仍惨不忍睹,销售额还比不上马来西亚。
杜家滨在执政微软中国的最后日子里忍受了令人尴尬的人事安排——微软中国公司由中国区总裁和大中华区总裁联合执政,以及后来的微软中国总裁和微软中国总经理联合执政,直至杜离开微软。
对于杜家滨的离职,微软的官方说法是杜家滨的幼子罹患重病,不得不离开,但据称,实际原因是微软中国销售业绩不佳,这也足以理解为什么最终接替杜家滨的是吴士宏,一个公认的销售高手。
现在的杜家滨忙碌并快乐着。他于1998年10月担任思科中国总裁。2001年5月,升任思科全球副总裁,同时全面掌控思科中国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