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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年至97年人民币实际有效值升值约30%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9月18日在香港金管局举办的“第六届卓越人士讲座”会上的发表演讲称,虽然人民币名义汇率在某些阶段基本保持不变,但由于中国与其它国家的通货膨胀有差距,和交叉汇率有关,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却在不断变化,1994年至1997年间人民币实际有效值升值约30%。
24日出版的中国金融时报刊登了周小川的演讲全文。周小川介绍到,上个世纪80年代早期,我们实行了贸易汇率与非贸易汇率。1985年,我们将贸易汇率与非贸易汇率合并,形成统一汇率。为了鼓励出口,中国在70年代末期实施出口外汇留成制度,其后还成立了外汇留成市场。在1994年至1997年间,我们实行了汇率并轨,统一了外汇市场,并实现了经常项目可兑换。汇率体制的改变往往伴随新政策的出台。一些重要事件的发生也对汇率体制的改革产生影响。
周小川指出,当前人民币升值的压力,部分是来自贸易顺差。但应该注意的是,中国今年的贸易顺差已经大幅度减少。还有一种说法,人民币升值压力还来自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考查这个问题。一是中国人均外汇储备水平很低,只介于印尼和泰国之间。二是储备占GDP的比重,中国与印尼和泰国水平接近。三是储备与进出口额进行比较,中国的水平比较满意。四是外汇储备与外债之比,情况也还可以。
□汇率体制改革是中国渐进式改革典型案例
周小川称,在我们的改革开放进程中,我们更强调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关系。邓小平指出,发展是硬道理。因此,在经济决策中我们最优先考虑的是发展问题,要在发展中解决前进中的问题。从经济角度看,渐进式改革实际上是一种尊重实践的态度,这与理想主义有所不同。目前尚没有关于经济转轨的专门理论,因此,转轨过程也就是不断试错、纠错的过程。改革需要不断积聚动力,以便为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
周小川还表示,渐进式改革强调基础条件完善的时间特性。也就是说,法律、监管制度、银行体系、会计标准的完善,专业技能的培养,以及机构建设,都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去完成,不可能一蹴而就。这就涉及到改革路径选择问题。
周小川谈到,经济学理论可以对不同改革方式做出解释,其中之一是帕累托最优理论。根据该理论,经济体系应追求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优化,自由市场经济就能达到这种最优,它也意味资源分配达到了最高效率,也就是“帕累托最优”。他表示,这一理论也可以解释中国所进行的渐进式改革。
周小川认为,中国的汇率体制是渐进改革的典型案例。要找到最佳的汇率体制改革道路相当困难,往往只能权衡利弊,做出决策。总的来说,我们汇率体制的渐进改革是成功的,属于一种帕累托改进。
□中国目前汇率合理与整体经济改革相适应
周小川说,人民币汇率体制的改革,是与整体改革的路径选择相关的,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还与国际收支状况和储蓄率密切相关。
24日出版的中国金融时报刊登了周小川的演讲全文。周小川称,在学术界,围绕汇率问题过去有一些争论,现在和今后还会有新的争论。比如说,汇率的有效性问题,货币贬值对通胀的影响问题,经常项目可兑换问题,亚洲金融危机问题,对冲基金如何冲击经济问题,资本账控制对防范危机是否有效问题,如何看待流入中国的证券投资问题。目前对于这些问题的争论尚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
周小川还指出,在汇率问题上,我们还要研究汇率弹性。在考虑汇率变动时,我们首先要研究出口的汇率弹性是大是小,贸易顺差或出口是否会因币值变化而大幅度变化。与此相关,可得出汇率对就业的影响。储蓄率与汇率的关系,可从宏观经济方程式中得以反映。若有太多的储蓄,必须找寻方法去投资。中国的储蓄率达40%,另外还有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寻找投资机会。因此,如果投资的边际利润下降,我们可预见投资的机会会愈来愈少,会使部分资金调往海外投资,这会影响到国际收支,对汇率也会产生影响。
周小川称其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汇率目前是合理的,它的表现良好,与现阶段整体经济改革相适应。我们并没有充分理由去突然改变现在的汇率政策和体制。不过,从长远来说,中国的经济改革不会停下来,我们会继续前进。中国内地会与香港在这方面共同合作。
□中国外汇储备是足够用的但也不算太多
周小川解释到,很多经济学家在讨论外汇储备的适当水平是多少。传统理论认为应以3个月的进口值为基准,但亚洲金融危机后,人们又说可能应以6个月为基准。但进口不是消耗国家储备的惟一途径。人们认为,如一国有外债的话,便需要多一些的储备,比如有一种说法是外债的一半。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由于要向海外投资者分红,所以有些人认为应有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一定比例来应付分红的需要。如果按此计算,中国外汇储备应是足够用的,也不算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