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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关于“人民币应重新定值”的各种舆论开始抬头。要求人民币重新定值,或者采取更灵活的汇率安排的建议不绝于耳。目前应说人民币汇率纷争已经尘埃落定。
英国《经济学家》周刊对比全世界麦当劳的价格之后得出同样结论:麦当劳Big Mac在美国的平均价格是2.71美元,而在中国的平均价格是1.2美元,也就是说人民币值低估56%。
高盛公司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人民币确实被温和低估,低估幅度为15%,并预言未来6个月到一年中国可能不得不采取更为灵活的汇率政策。
然而,中国金融体系处于从高度管制形态转轨的进程中,金融机构不是真实的商业性金融机构,包括外汇市场在内的金融市场也不是真正由市场主体参与其中的真市场,或者说,中国金融体系具有发展中国家典型的“金融原罪”,在这样的背景下,尽管勉力维持名义汇率稳定肯定不是最佳选择,但至少在目前,却还没有出现足以在操作层面上较钉住汇率制更为灵活可行的措施。因此,以静制动是明智的。
尘埃落定的结果是:人民币将继续维持稳定。
如何理解人民币继续稳定
首先,汇率之争即掺杂政治背景的利益纷争。我们不妨看一下1997年以来人民币汇率的变动情况。根据央行2003年第一季度的报告,从1997年至今,人民币相对主要贸易伙伴国货币的汇率总体呈现升值态势。考虑各国通货膨胀率差异因素,到2002年底,人民币相对于美元、欧元和日元三种货币实际升值幅度分别为18.5%、39.4%和62.9%。进入2002年以来美元跌势加剧,导致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在2002年底比年初下浮6%左右。因此,总体上看,1997年至今,人民币基本在升值,有所回落是近一年多来的新情况,但总体升值趋势未变。有趣的是,在1997-2001年间,并没有经济体认为人民币过于坚挺;而在一年多来,人民币随着美元回落后,越来越多的经济体认为人民币过于低估了。这种纷争本质上即基于各自利益考虑的纷争。
再者人民币的确有树大招风之嫌。如果中国仅仅是国际经济交往中无足轻重的角色,那么人民币问题不会如此引人注目,而现在和人民币密切相关的经济活动对世界经济有了重要意义。
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1980-2000年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增长的贡献率为14%,仅次于美国的20.7%;贸易增长对世界贸易的贡献率为4.7%,排在美国的14.4%和日本的6.9%之后居第三位。在世界贸易排名中,中国由1978年第32位上升到2001年的第6位。人民币急剧升值自然意味着中国出口企业的困境和竞争对手的坐收渔利。
最后,亮明人民币汇率以静制动的态度,还有其他的一系列的先发制人的含义。它可以避免两种尴尬,一是市场预期下套利资本流动的尴尬;二是美国大选效应时汇率被作为政治牌来打的尴尬。关于套利资本的内流已有明显的迹象,这些资金为追逐人民币升值的利润而来,这种热钱流动本身就可房屋人民币带来巨大的升值压力。而今名义汇率不予调整,就将迫使这些热钱以及更多地在境外虎视眈眈的热钱失望而归。关于美国大选和人民币汇率,一般存在这样的可能,即在中方态度不明朗时,候选人为拉取制造业、工会和出口商的选票,以强硬姿态给人民币施加升值压力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今中方若先将名义汇率锁定下来,那么这种“政治牌”的可能性和价值就大为下降。
汇率稳定仍需釜底抽薪
虽然人民币继续保持稳定几成定局,但维持稳定的意愿并不等同于能力,因此仍然需要多管齐下,化解人民币升值压力。
一是中美之间的经济协调极其重要。有人可能会说,中国完全有能力决定人民币汇率,为什么要屈从外部压力?其实国际经济和货币合作从来就是利益的纷争和妥协。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美国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据美国商务部统计显示,从1994年到2001年,中美贸易累计为中国提供了1444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平均每年大约为180亿美元,占这段时间中国贸易顺差的74%,仅次于中国对香港的贸易顺差。尤其近两年来,中美贸易顺差甚至超过了中国贸易顺差总额。中国已经取代日本成为美国最大逆差国。从2003年1-4月份的数据也可以看出,中国和整个亚洲的贸易处于逆差,和欧盟的贸易基本持平,和美国的贸易有140亿美元的顺差。因此除非舍得美国这个至关重要的外部市场,否则中美之间不能不就贸易和汇率问题进行协调,其中尤其值得重视的是,美国对华输出资本品和技术方面的保守态度,是中美贸易逆差拉大的重要原因。
二是应允许中国企业更多地从事海外投资,不能光请外资企业进来,中资企业也要走出去。
遗憾的是,过去十几年的经验表明,国有企业海外投资失败者十之八九,往往是国有企业领导人借海外投资为名将楼堂馆所行宫设到了海外,因此目前可考虑放宽对民营和外资企业海外投资的政策,同时也宜放宽中资企业透过QDII等多种途径投资海外证券资本的限制,有关职能部门完全可以通过专设帐户和专门证券簿记使得上述海外证券投资高度透明可控。
三是应该看到一国的战略储备中,货币形态和实物形态的储备并重。中国目前货币形态的储备丰厚而实物形态的战略储备薄弱。以原油而言,估计在2010年前后中国原油自给率将下降到50%以下,在2025年可能下降到30%以下,2002年中国原油进口为7000万吨,今年1-4月,中国原由进口已达3000万吨,耗资69亿美元,因此中国不仅应建立起石油战略储备体系,还应鼓励中国企业在海外收购有潜力的油气资源。这项工作每年大致将耗资四五百亿美元。目前看来,中国经济增长所不可或缺的一系列战略物资,例如铁矿石等都将越赖越倚重国际市场,铁矿砂的年进口已突破亿吨,这都促使中国必须耗用大量储备在海外寻找稳定可靠的战略资源供给基地,如此人民币升值压力将极大缓解。
四是应将人民币汇率调整决策过程放置在独立的央行之下,避免授人以柄的情形。当年《广场协议》给日本的教训,就是日元汇率政策被作为事实上的出口激励政策掌握在大藏省手中,因此外国政府给日本政府施加升值压力时才能奏效,在央行保持高度的独立性并直接对国会负责的国家中,这种施压不可能奏效。
五是应该警惕将退税率的调整作为缓冲手段的空间和余地。将退税作为汇率调整的对冲手段来使用,是中国的独创,即在人民币坚挺时,大幅度提高退税率以刺激出口,而在人民币疲软时,退税拖欠推诿甚至调降退税率的设想,是一种以透支政府信用为代价的饮鸩止渴式的措施。2002年末,中国财政累计应退未退的退税额达到了2100亿元,一年即增加了700多亿,今年财政欠出口企业的退税有望突破3000亿,这是个令人不快的记录,但如果以降低退税率来释放人民币升值压力,这将更为令人不快,这种措施短时间内的确是有可能奏效的,财政也会松一口气,但是外贸企业将深切地感受到政策朝令夕改的无常,没有什么事情比丧失公信力更为糟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