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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浮动佣金政策一年之后,多数证券营业部对于增加收入源、拓展新业务并无兴趣,他们多采取削减营业面积等流行方式进行“改革”,节省营业部席位费、信道费等节流尝试也悄然兴起
广西证券业协会近日传出消息:区内全部38家证券营业部在南宁共签《证券经纪业务佣金公约》(下称“公约”);从4月11日始,这38家证券营业部实行统一的佣金浮动标准。
广西证券业协会会长吴海波向《财经时报》表示:“‘公约’限定了证券营业部佣金浮动区间,A股场内交易佣金标准定在2.5‰-3‰,营业部可以根据不同情况制订各自的佣金标准。”但他没有透露“公约”所规定的详细佣金收取标准,他称,这样可以避免新闻媒体“曝光”对证券营业部经营产生不良影响。
日前在北京召开的一次有关部门组织的证券公司内部座谈会上,30家证券公司负责人一致表示:为反对“恶性竞争”,希望以“行业公约”的形式设定“能够实现微利的佣金底限”,其中营业部的场外佣金应不低于1.5‰,场内佣金则应不低于2.5‰。
时值国内证券业实行“佣金浮动制”一年之际,各地“设立佣金底限”的声音有增无减。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证券营业部目前生存环境之恶劣,而面对“严酷”,几乎所有证券营业部都在考虑一个问题——如何转型。
佣金下限不一
自2002年5月1日佣金政策全面调整,全国各地的证券营业部形成了各式各样的佣金收取模式,“包月制”、“年费制”开始出现,一些新营业部为争夺客户还率先推出“零佣金制”挑起价格战。佣金制度下的一场恶战,已将证券营业部推向生死边缘。
北京中关村证券副总裁谢一平告诉记者:“签订‘佣金公约’之类的文件是一种必然行为,因为每个行业利润都有自己的底限,不可能一直亏下去。证券行业利润来源单一,无非就是成交量和佣金标准。”
“我们属于新开业的营业部,去年1月28日开业后即遇上5月的佣金浮动,应该说是雪上加霜。”天元证券北京广渠门营业部副总经理夏刚向《财经时报》透露:“去年对国内券商而言是最艰难、最复杂的一年。”新营业部在佣金方面肯定要有所优惠才能吸引客户,他们制订的佣金收取标准比周边的营业部还要低,这已是普遍现象。
但是,证券营业部几乎全都不愿透露佣金的具体点数。收取标准被认为是营业部所握的一张“竞争王牌”。据夏刚向记者透露,目前佣金规定的上限是3‰;从全行业角度看,散户的佣金标准一般在2.8‰-3‰之间,大客户基本在2‰左右,平均水平在2.2‰;偏远城市由于竞争小,佣金标准仍在3‰左右。
“大多证券营业部网上交易佣金按1.5‰收取,低的有0.98‰,高的为2‰。”夏刚指出,北京证券业协会建议的佣金费率是“不低于2‰”,这也是目前大多数券商佣金费率的底限。
在北京一家证券营业部进行股票投资的王先生告诉记者,这里的股民根据资金量不同而分成几个档次:“散户是3‰,资金在40万元以上的是2.8‰,100万元以上是2.6‰。”
据深圳市证券业协会不久前的统计调查结果,在去年实行佣金浮动,当地证券营业部的平均佣金收取水平为2.8‰左右;佣金改革后,这一水平下降了30%,约为2‰。
营业部明细账
与券商收入形势严峻相对应的,是营业部的支出压力还在增加。《财经时报》在调研中了解到,一家设在北京并不算繁华的三里河地区高档商务楼里的证券营业部,一年租金支出竟高达1500万元。
在证券营业部各项支出中,场地支出无疑是最大的一笔费用。夏刚分析,一般规模的营业部前期投入从1000万到几千万元不等。“我们这个房子(约4000平方米)买下来就是4000多万元,加上其他的投入(如装修、购置设备等)之后达到5000万元左右。”
目前,国内证券公司营业部面积从1000到5000平方米不等,面积4000平方米的应属大型营业部。
“我们的场地折旧是300万元,一年营业支出会在600万元——如果同样面积的场地采用租用方式,一年租金就会达到600万元;加上其他投入,最少要有800万-900万元的支出。”类似夏刚的营业部,国内一年支出在1000万元以上的并不少见。
证券营业部的收入主要来自两部分:一是佣金,二是客户保证金的存款利差。其中佣金收入占全部收入的80%以上;由于营业部支付给股民的保证金利息按个人活期利率计付,而营业部存储在金融机构的保证金按另外规定的利率计算,之间有1%的利差,这就产生了营业部保证金的利差收入。
有关人士依据最近两年中国股市行情整体不佳的情况,给记者算了这样一笔账:一家证券营业部按1500万元的交易金额、2‰佣金费率、一年220个交易日计算,年佣金收入=1500×2.2‰×220=726万元;同时,一般规模的营业部一年约有1亿元的保证金存量,利差收入为100万元,这样估算下来,这家营业部的年收入为726万+100万=826万元。
“如果按目前的市场行情计算,一年投入在1000万元左右的营业部还是无法赚到钱”——夏刚的结论是“适者生存,关键看营业部如何运作”。
力压成本
中国的证券业前些年无疑属于“暴利行业”,这间接导致了各营业部成本控制水平不高。而当务之急需要压缩的,便是营业部场地占用支出。
“一些营业部光房租一年要投入四五百万元,行情不好时冷冷清清,如果把营业面积从3000平方米压到2000平方米,一年就能压低上百万元成本”。
位于北京东城区东中街的光大证券营业部,已经由开业初的3000平方米压缩到现有的1000平方米。客户服务部侯经理告诉记者:“我们退租了原先利用率较小的500多平方米的散户厅,把原有的小中户厅改造成一个较小的散户厅。”
“减员、降薪等等举措在整个行业已经很普遍,其他比如招待费、广告费则能砍就砍。”夏刚说。
迫于巨大的经营压力,一些证券营业部亦开始考虑如何在“刚性项目”、原本无法压缩成本的项目上挤出余钱。例如证券营业部通常会有席位费、卫星信道费等费用支出,一年约需50万元。为压缩成本,一些营业部已开始尝试几家共享一个席位和卫星信道。
至于增加收入来源、拓展新业务,大多数证券营业部并不看好。中关村证券副总裁谢一军说:“目前券商推出的一些证券新品种现在叫好不叫座,证券营业部还很难一改过去‘靠天吃饭’的局势。”
与此同时,几乎所有证券营业部都在考虑“如何转型”的问题。增资扩股后新成立不久的中关村证券,目前正在花巨资建设一个“集中化的中央交易(控制)系统”。
“证券集中交易系统”的建设在中国金融证券市场已有超过5年的历史,但目前仅有为数不多的几家券商采用。该系统的特点是多家证券营业部和技术服务部通过一个卫星报盘通道,集中发送委托和接收成交回报。
中关村证券信息技术部经理邓集锋告诉记者,这一系统“直接的效果”是能省去营业部的席位费、信道费,大大降低营业部的建设成本,为营业部大力发展非现场交易——如电话、远程、网上交易等提供了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