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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
一段时间以来,随着中国作为全球贸易大国的崛起,国际上出现“中国向全球出口通货紧缩”的议论,而日本、韩国与一些东南亚国家还正式敦促中国政府调整经济政策,尤其是要求让人民币升值,藉以抑制全球通货紧缩。这一在国际上被不少人接受与认同的观点,是有问题的。
首先,从经济学名词讲起,通货紧缩是指物价总水平(而非某单一或单类商品的价格)持续下降的现象。目前,全球经济中并未出现普遍通缩,只有局部通缩。日本、中国内地与香港特区经历了真正的通缩症状。但美国的CPI(消费价格指数)在2001年与2002年分别上升了2.8%与1.6%,欧盟的CPI在过去两年分别上升了2.5%与2.2%,欧洲中央银行至今仍视通胀而非通缩为主要风险。世界加权平均通货膨胀率在2001年为4%,在2002年则初估为3.3%。既然全球经济中未出现通缩,又根据什么认为是中国制造并输出了世界性通缩?
其次,只有当各主要贸易伙伴国货币之间锁定在某一固定汇率条件下,中国才有可能真正将源于国内的物价变化“有效”地传播到其他经济体。在上世纪除大萧条时期,金本位制度使通缩波及了整个欧洲、北美与日本。在越战时期,美国的高通胀率也通过IMF布雷顿森林固定汇率体系输出到多个国家。但是,今天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实行了浮动汇率制。中国最大的20个贸易伙伴当中,除香港特区因其联汇制与马来西亚是个例外,其余皆采用灵活汇率。因此汇率的变化能够完全或在很大程度上冲销中国国内物价下滑对贸易伙伴国国内价格水平的影响。
第三,仔细考察行业细分数据,可以得知中国工业价格难以左右全球工业价格。中国出口的绝大多数制成品是劳动密集型、较低端的消费电子品等。在过去五六年中,这些制成品的价格下跌了约7%。然而,电脑通讯设备等工厂硬件的价格已下降了35%,半导体价格则下跌了45%。这些科技产品价格的下跌,主要是由于上游生产地如日本、美国、韩国等技术进步,生产率提高以及产能因大量投资而迅速膨胀所致,与中国在IT领域的生产与贸易竞争几乎没有关系。一个相反的事实是,因中国大量进口IT产品,中国的强劲需求反而帮助支撑了国际IT产品价格。同时,中国出口在其主要市场(一般为高收入国家)占当地私人消费支出、投资支出和GDP的比重仍然很低,不能与高附加值的科技产品比重相提并论。所以,中国制造业产品虽然价格低廉,并呈温和下降趋势,却不能对主要贸易伙伴国内价格总水平变化趋势产生实质性影响。
最后,以鼓吹“中国输出通缩”论最响亮的日本来说,日本的确呈现了较严重的通缩症状,因为中国向日本出口近10年来扶摇直上,占日本市场份额由1990年代初的6%上升到2002年的18%,仅居美国之后。于是乎许多经济学家惊呼廉价中国货冲击日本市场,触发了通缩。然而,日本的总进口值只占其GDP的8%,中国向日本出口总值只有其GDP的1%。也就是说,日本人每100日元的消费中,只有1日元是花在中国货上。无论中国货是如何的低廉,中国对日本的出口是不可能引起日本国内物价总水平持续下降的。
事实上,正如通货膨胀是一个货币现象一样,通货紧缩归根结底也是一个货币现象。从宏观计量研究发现,日本物价水平变化率与日本总信贷和广义货币供应增长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这意味着日本通缩的根源在于其脆弱的金融体系导致信用紧缩与广义货币增长大幅回落。
这场辩论对于中国经济政策颇有启示。
第一,随着中国经济地位的上升,中国政府应充分估计到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望与要求,并承认这种期望或要求的必然性甚至合理性。无论是在多边组织如IMF、世界银行、WTO或APEC,还是在各种民间论坛,中国应更积极、更主动地参与关于全球宏观经济政策的对话、磋商与辩论。同时,以后在经济政策制定中,更要考虑“开放经济”边界条件,预估对贸易伙伴国可能产生的影响。
第二,中国应正视国内面临的通缩压力。除了财政刺激,产业整合(即通过兼并、破产方式来消除过剩产能,扭转产业价格与边际利润率下降趋势)外,尤其要加快银行体系重组,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保证创造宽松货币条件,以避免通缩。
国际上很多人认为中国政府人为压低人民币而造成了世界通缩,因此呼吁人民币升值。这种说法至少是牵强附会,中国可以置之不理。但中国有必要重新思考汇率的模式。美国大萧条与香港过去五六年中的经验皆表明,在固定汇率制下,治理通货紧缩非常棘手。即使单从反通缩的角度来看,中国也应当早日让人民币重归有管理的浮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