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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货业大发展的确切时间取决于新一届政府领导人对期货的认识和态度
●期货新品种的审批权归属和上市的基本路径成争论焦点
期货的魅力在于它不断的拓展性和包容性,没有一个行业能像期货一样,任何农业、工业、金融业新品种的增加都会使期货的阵地再覆盖一个相关行业。虽然7年来仅有一个新品种上市,目前不足1万从业人员的期货圈常常被忽视,但没有人怀疑期货将是未来中国最具发展潜力的行业。值得讨论的,是期货业大发展的确切时间———今年、明年还是不定的未来?业内人士认为,这将取决于新一届政府领导人对期货的认识和态度。
新代表忧虑
期市新品种及相关法律缺位成发展瓶颈
“目前国内期货品种较少,期市活跃后导致市场热钱大量涌向一两个品种,容易引发风险。”2003年3月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作为惟一来自期货届的代表,大连商品交易所总经理朱玉辰在刚刚装修完毕,大商所北京办事处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对期货市场发展的担忧。
期货市场连续两年交易量以30%的速度增长,2003年的发展将会怎样?朱玉辰向记者表示,“整个市场在交易量上还会有新的突破”,但关于新品种的推出以及期货条例的修改问题,除了去年呼声甚高的玉米棉花,市场及监管层尚未发出其他更加确切的信号。
在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及政协会议中,出现了多项呼吁期货新品种推出以及简化新品种审批程序的建议以及提案。2003年3月3日,证监会在“答复”9届政协提案中表示,根据中国期货市场的发展状况,证监会准备与有关部门协商,落实《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的相应规定,改进期货品种审批的程序,成立期货品种上市审批委员会。
截至目前,记者向中国证监会有关人员询问具体情况时,得到的答复是“成立上市审批委员会的工作尚未开始”。
朱玉辰告诉记者,成立期货品种上市审批委员会并不是证监会一家所能决定。在朱玉辰向第十届人大提交的建议中指出:“建立由中国证监会牵头组织由相关部委官员、专家组成的期货交易品种上市审核委员会,由委员会对交易所提交拟上市品种进行论证审核,通过后即可上市交易;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实行备案制,由交易所自主决定上市期货品种。”
根据大商所的规划,占地1800平方米的新北京办事处将会承担大商所研究部以及市场部向北京的转移。目前,大商所研究部研究的新品种包括玉米、豆油、大豆期权、国债期货以及原油期货等品种。
此外,全国政协委员、深圳光汇石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薛光林提交了一份设立石油期货交易所的提案。他认为,中国作为一个石油生产和消费大国,目前的石油价格仍存在被动接受国际油价的情况,这不但与中国的石油生产和消费大国地位不相适应,而且也不利于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不利于维护中国的石油经济安全。因此,尽快建立石油期货市场,为我国提供一个能真实反映国内客观的供求关系的基准价格,为广大企业提供一个回避油价波动风险的工具,是非常必要和非常有意义的。薛光林说,国内许多城市已具备开设石油期交所的条件,包括上海、深圳等地。
来自民建的政协委员刘汉元也提交了一个关于尽快推出大商所黄大豆2号合约的议案。他建议,尽快推出黄大豆2号合约,允许进口大豆作为交割品种,以有利于榨油商、饲料商开展套期保值,回避原料价格风险。
7年以来,除了郑州市场的优质强筋小麦上市外,中国期货市场没有上市一个新品种,直接原因在于期货新品种的审批权不能由期货市场来决定。一个新品种上市的基本路径是:期货交易所研究成熟后上报证监会;证监会审核后上报国务院;国务院征询相关部委、现货部门以及地区意见并进行综合,作出同意与否的批示。其中任何一处环节的“卡壳”,这一新品种都将面临着搁浅或夭折。很多业内人士不认为优质强筋小麦是真正意义的新品种,强筋小麦是目前郑州商品交易所已有小麦期货的系列品种,其上市并不需要通过国务院审批。
董辅礽遗憾
比《证券法》起草时间要早的《期货交易法》迟迟不能出台
2003年3月8日,中国期货业协会第一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设立“董辅礽期货研究发展基金”和“董辅礽期货研究奖”计划。
董辅礽历任第七届、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第九届全国政协经济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在人大工作期间,曾担任《期货交易法》起草小组组长。近年来,又为股指期货、石油期货的推出四处奔走疾呼。
消息传来,这位老委员谈到最感遗憾的一件事是:在任期间没能促成《期货交易法》早日出台。他认为,去年期货市场表现活跃,但期货公司由于只能做经纪业务,不能做自营和代客理财,导致全行业亏损,是期货立法滞后的后果。
比《证券法》起草时间还要早的《期货交易法》迟迟不能出台。目前惟一的法规《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又成为期货公司和交易所沉重的脚镣。据朱玉辰介绍,《条例》是在期货市场清理整顿过程中酝酿起草及发布实施的,对于规范市场秩序、防范风险、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内容侧重于对期货市场的约束限制,一些内容已不能适应期货市场的发展需要,是造成目前期货市场结构简单、交易品种过少、期货机构业务单一、期货投资主体受到诸多限制,市场流动性较差,期货市场功能不能正常发挥的重要原因之一。
除了来自期货市场的朱玉辰提交了关于《期货交易法》和修改《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的议案外,本届两会代表委员中,郑州市副市长龚立群也向政协提出了相关建议,并且呼吁放宽品种审批权;开放对期货市场的资金限制。建议有关部门尽快取消金融资金、证券资金不准进入期货市场等规定,并允许成立期货投资基金,允许证券投资基金按一定比例到期货市场参与交易,允许国际金融机构进入期货市场,逐步与国际期货市场接轨等建议。
据悉,条例的修改程序为:证监会内部的修改审议,再经证监会上报国务院法制办审议,国务院法制办提出修改意见后再由证监会具体修订。但据国务院法制办人士称,目前还没有接到有关《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的修订意见稿。
虽然包括中国期货业协会会长田源、副会长常清等人都对《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可能在2003年得到修改表示乐观。但与上市新品种审批程序相同,《条例》修改的最终决定权并不在于期货市场,而关乎新一届政府领导对期货的认识和态度。
海外专家进言
世行专家描绘中国期市现状并开出12条药方
期货市场发展毕竟不能脱离整个经济大环境,在中国金融开放不断深化的前提下,在WTO的承诺中,不论是主动还是被动,期货市场面临着来自国内外两种力量的推动促使其改变。
国际期货交易所巨头在2002年频频来华,游说中国政府开放投资者境外期货交易资格审批,是两个市场不断融合的充分体现。虽然对外开放是符合市场绝大多数人利益的途径,但开放的过程仍充满了迟疑。
2002年11月6日,由中国证监会和世界银行联合组织“中国期货业诊断报告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世行专家课题组历时半年多,在对全国三大交易所和主要期货公司进行深入调查后,得出了中国期货业的现状:“经纪公司无利可图;经纪公司很难吸引和留住人才;交易所的交易量停滞不前或者下降;交易所期货品种非常有限;期货品种适应不了经济发展的需求;期货业的资金没有得到有效的利用。” 在报告会的最后,课题组专家开出了12条药方,其中针对改进期货公司环境方面的建议包括:给予风险的资本要求降低期货公司资本成本;增加期货合约;为客户提供更多服务;代客理财;建立商品期货基金;向客户出售政府债券获利;扩大客户群(如商品期货基金、对冲基金和共同基金);允许自营交易;扩大业务范围———允许从事其他金融服务业务比如证券、银行和保险等业务。
中国期货行业为什么不能发展?或许批发市场的活跃能带来一点启示。如果我们把批发市场的“变相期货交易”看作是在当前期货品种严格审批制度下,市场自发对于期货运行机制的强烈需求。对于期货行业来说是一个悲哀,但对于市场投资者和大量机构及企业来说,只要能够通过期货交易进行保值和投资,到哪个交易所、受谁监管并不重要。
在期货届紧急讨论如何制止这种变相期货交易时,黄金交易所开业,石油交易所也即将开业。虽然目前两个交易所都没有也不能进行期货交易,但不能不说期货交易是他们建立的一个长期目的。
不论是批发市场变相期货交易,还是黄金石油交易所的成立,惟一能给期货行业的慰藉的是,从另一方面,论证了期货的魅力以及前景。只是,行业的大转机,要等待新政府的首肯。
中国期市三阶段(相关链接)
中国的期货市场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初。
1990年10月12日,中国郑州粮食批发市场经国务院批准,以现货交易为基础,引入期货交易机制,作为中国第一个商品期货市场开业,迈出了中国期货市场发展的第一步。
一般认为,中国期货市场在开始试点后基本上经历了以下发展阶段:初步形成阶段(1990年-1994年)、清理整顿阶段(1995年-2000年)、规范发展阶段(2001年至今)。
期货市场由初创时期的50多家交易所、近千家期货经纪公司到缩减至现在的3家交易所(大连商品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郑州商品交易所),近200家期货经纪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