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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鸿儒:开山辟路(1992年10月26日-1995年3月30日)
1992年10月26日,中国证监会正式成立,刘鸿儒成为中国证监会第一任主席。
被称为“股界泰斗”的刘鸿儒是我国股市创始人之一,他开山辟路在前,为我国证券市场的奠基立下了汗马功劳。在证监会担任主席近3年间,刘鸿儒得了个“刘头”的称号。
——受命于危难之时
1992年2月后,在国务院的指示下,国家体改委联合有关部委制定了13项股份制试点配套法规,随后各地股份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股票热席卷大江南北。是年,深圳爆发了在中国证券史上影响深远的“8·10”股票发售事件。8月9日~11日,深圳以发售认股抽签表的方式发行5亿元新股。从8日起,有超过100万的当地及全国各地的准股民在全市302个发售网点前排起长龙,准备购买百元一张的抽签表。在9日早晨开始发售时尚能维持一定秩序,但后因一些网点组织工作出现问题,造成秩序混乱,并发生冲突。到8月10日上午,抽签表全部售完。这天傍晚,数千名没有买到抽签表的股民在市内深南中路游行,打出反腐败和要求公正的标语,并形成对市政府和人民银行围攻的局面。入夜,少数人使用暴力,武警部队紧急出动干预。同时深圳市政府及有关方面决定,第二天增加发售50万张新股认购抽签表兑换券,基本满足了需要。8月12日,深圳市秩序恢复正常。
“8·10”事件发生后,国务院紧急做出反应,决定成立专门的证券监管机构,由此产生了由13个部委组成的国务院证券委,另成立中国证监会,负责日常监管和决定执行。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钅容基找到刘鸿儒,说了让其担任证监会主席的决定。刘鸿儒从1980年起开始集中全力研究建立和发展证券市场,其时已届12年,无出其右者。1992年10月,刘鸿儒走马上任,开始创建证监会的工作。
——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股票发行方式
深圳“8·10”事件实际上是由于股票发行的技术问题引发的社会不安定。为了改革股票发行方式,刘鸿儒专程到香港取经,在北京燕莎写字楼与台湾同行详谈了两个整天。当时,开始想仿效香港的办法,采用个人认购,预先缴款,锁定认购款,但由于银行当时不具备条件,未能实施。最后采纳了台湾的办法,无限量发行,先发行认购表,再抽签并中签号认购股票。这一方案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准。
1993年7月,青岛啤酒首次采用新的发行方式发行股票,由于认购十分踊跃,结果中签率很低,但发行过程中社会安定,铲除了“8·10”事件重演的基础。尽管当时知道采取这种办法造成了人力和纸张的浪费,但是为了保证社会稳定,只好不得已而为之。以后,股票发行改革为存款单方式,再以后进一步发展为网上发行,在股票发行的探索过程中,虽然花了较大的成本,但求得了社会的安定。
——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
刘鸿儒在证监会有一句名言:股票市场价格猛涨,上边担心有意见;股价猛跌,下边有意见;不涨不跌,所有人都有意见。证券监管部门要在这种环境中工作锻炼,冷静分析形势,及时采取措施,在防范风险和发展中去探索道路。证监会成立以后,刘鸿儒请海外朋友收集了有关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以来全球范围的、局部地区的股灾的过程和经验教训的资料,以便借鉴国际经验,结合中国国情,探索自己的道路。上任伊始,由于股市规模发展受到限制,他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强化规范、防范风险上。先后制定了《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和《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等法规,为以后证券市场的规范发展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刘鸿儒还开始了《证券法》的起草工作。讨论时,有两种意见,有人主张发行价格应该报批。刘鸿儒认为,不能这么做。价格不透明,一切都不可能透明。为了增强透明度,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应该是:政府必须严格监管。监管得越严格、得当,市场就越能稳定发展,广大投资者利益就能得到保护。另一方面,又必须看到,政府不能与市场贴得太近。刘鸿儒能在当时有这样的高度,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
然而,由于受历史条件的局限,也为以后证券市场的发展留下了一些难题。
国有股、法人股不能流通。在证券市场发展的最初阶段,维护公有制主体地位成为许多政策措施的出发点。1993年11月,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就明确提出,生产某些特殊产品的公司和军工企业应由国家独资经营,支柱产业和基础产业的骨干企业,国家要控股并吸收非国有资金入股,以扩大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和影响范围。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有关部门在股份制试点中内部议定,国有股必须达到控制程度,个人股实际只占40%以下。由此,证券市场出现了特有的国有股、法人股不能流通现象,成为影响以后证券市场发展的一个沉重包袱。
额度控制,弊病丛生。证券市场建立之初,要求上市的公司特别多,国家计委从控制证券市场发展规模、控制计划外投资建设的角度出发,也要求上市公司要有一定的额度控制。1994年2月4日,国务院批准1994年股票发行额度55亿元。起初并没有将额度分派给各省区,由于出现了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因此采用了给各省发放上市额度的办法。发行额度控制的管理模式,体现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的特征。但这个制度存在很大弊端,给以后的新股发行留下了后患。
周道炯:从“救火”入手(1995年3月31日-1997年5月)
1995年3月31日,国务院任命周道炯任中国证监会主席。
3月中旬的一个礼拜天,国务院常务副秘书长何椿霖找时任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的周道炯到家中谈话,告诉他国务院李鹏总理、朱镕基副总理已商定要他到证监会当主席。
此前,周道炯早已与证券市场结下不解之缘。1992年9月中旬的一天,时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的周道炯突然接到中央组织部武连元副部长的转告,中央决定由他去筹建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并任常务副主任。第二天,周道炯在时任副总理朱钅容基的办公室,看到了一份已经国务院领导圈阅同意的报告。在周道炯被任命为中国证监会主席之后,仍然担任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的职务。他一上阵,首先就充当了“救火队长”的角色。
——紧急行动,暂停国债期货
1995年在上海交易所发生的震惊中外的代号“327”国债期货事件,给整个市场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和社会公众心理上的冲击,股市极度低迷,上海综指一度跌到了390点。是年2月23日,受新债发行及保值贴息等因素的刺激,上海国债期货市场多空双方展开了殊死搏斗。万国证券违规联手操作,超限额持仓,在血本无归的巨大压力下,其主要负责人为扭转巨额亏损下令大量抛单打压价格,造成市场极大混乱;辽宁国发集团先是大量违规抛空,当打压市价无效时又率先空翻多,制造市场假象,扰乱市场秩序。在多方轧空的强大压力下,空方在收市前10来分钟,以巨量沽单将价格直线打压,使“327”品种由暴涨3元转为下跌0.71元,当天上海国债期货成交量达到8500亿元的天量。但收市后,上交所认定尾市存在蓄意违规操作,宣布最后时间交易无效予以取消。是年5月,中央做出决定,暂停国债期货。5月16日下午4点多钟,正准备下班的周道炯接到了朱钅容基副总理办公室的电话,告诉了他这一决定。同时嘱咐他:绝对保密。翌日,周道炯找到当时证监会主管期货市场的李剑阁副主席,通报了此事,并嘱其上午闭门起草停止国债期货交易的文件。是日下午2时,起草好的文件迳送国务院常务副秘书长何椿霖办公室。何修改完打电话征求朱钅容基副总理的意见后,当即通知新闻界于下午5时30分在保利大厦举行新闻发布会。会后,证监会派耿亮前往上海处理暂停事宜,5月18日,国债期货交易试点被暂停。此后,国务院责成监察部、中国证监会等部门对这一事件进行了长达4个多月的调查,认定此事系蓄意违规所致,上交所对市场存在过度投机带来的风险估计不足,交易规则不完善,风险控制滞后,监督管理不严,致使市场屡次发生违规事件,在国内外造成很坏影响。据此,监察部、中国证监会对有关责任人员作出处理,涉嫌触犯刑律的被移送司法机关,对违规的证券机构进行了经济处罚。
——大力查处违法违规案件
周道炯在任期间,查处违法违规案件90余件。大的事件有“长虹”事件、“华天"事件、琼民源事件,期货市场的红小豆、玉米事件。这些事件背后涉及一批金融机构、证券商、期货商、会计师、律师事务所等,构成严重违规。查处违规所背负的压力异常沉重。1995年“327”国债期货事件引起集体上访,并以集体跳楼相威胁。1997年勒令琼民源停牌时,也曾有40多人围攻证监会,甚至出动了武警来维持秩序。
——改进向各省分配额度的新股发行办法
证券市场作为重要的融资场所,监管机构的规则制定对市场有着极大的影响。周道炯上任之后发现,当时施行的向各省分配发行额度的办法,在实际运作中,产生了撒胡椒面的效果。各省为满足企业上市的强烈要求,往往选择小规模公司上市。为了扭转证券市场上市公司普遍规模偏小的局面,周道炯在经过调查研究后对额度控制方式进行了改革,将以往向各省下达发行额度,改为向各省下达上市家数,从而促进了一大批大型国有企业的上市。
——制定《中国证券市场九五时期到2010年发展规划草案》
周道炯上任3个月,证监会就提出了《中国证券市场九五时期到2010年发展规划草案》,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听取了意见并给予支持。这份未曾正式下发的规划提出了九条措施建议,包括:建立统一市场法规体系,争取尽早出台《证券法》;建立统一的市场管理体系和市场运行体系;建议国有股与法人股逐步上市;建立合理的投资结构,如培育发展投资基金;建立证券市场融资机制;逐步降低市场税费水平,完善税费制度等内容。以后的市场发展实践证明,这一规划是具有预见性的。
也许是巧合,1997年,当中国宏观经济得以成功软着陆的时候,周道炯担任证监会主席的“提心吊胆”的日子也同时结束。他在1997年6月的离任大会,戏称自己“实现了安全着陆”。
周正庆:规范发展两手抓(1997年6月-2000年2月23日)
1998年4月18日,国务院任命周正庆为中国证监会主席。但对证监会的领导工作,他早从1997年6月就开始了。
早在1995年7月,周正庆就接任了中国证券委员会主任,直到2000年底才离任,在证券业领导岗位上走过了5年的风雨历程。1997年5月,朱钅容基总理找他谈话,让他兼证监会主席。周正庆回答说:我已经是证券委主任了,让更有能力的人来当这个证监会主席吧。但是中央已经作了决定,周正庆无条件服从,在已经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证券委主任的同时,出任证监会主席。1998年4月,在他的努力下,国务院证券委与证监会合并,自此周正庆专职任证监会主席一职。
1997年5月,当中国证监会第二任主席周道炯卸任时,对周正庆说:我的飞机已经平安着陆了。周正庆回答他:我的飞机刚刚起飞。他说当时有一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感觉。一个规模越来越大的市场,有千头万绪的工作等待他去做。
——清理整顿市场,加强证券法规体系建设
在周正庆接任证券委主任之时,期货市场经常出现突发事件,场外交易市场混乱,证券公司违规,矛盾重重,非常棘手。接任之后,从1998年开始,他组织进行了一系列的清理整顿,包括清理整顿场外非法股票交易市场,清理整顿证券机构,清理整顿期货市场,清理整顿证券交易中心,清理整顿原有证券投资基金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经过艰苦努力,关闭了涉及340万股民、520家企业的41个非法股票交易场所。经过一年多的清理整顿,基本控制住了市场潜在的风险。在“法制、监管、自律、规范”的方针指引下,证券市场规模得以扩大。与此同时,大力加强证券法规体系的建设。到1998年底,证监会先后颁布实施了250多项法律法规。1999年7月1日,历经风雨的《证券法》正式施行,初步形成了证券市场法律法规体系。
——对证券公司进行分类指导
1998年6月,国家审计署对全国90余家证券公司进行了全面审计。审计结果显示,没有一家不违规,挪用保证金达千亿元,引起国务院领导的高度关注。周正庆当即拿出解决方案,对90家证券公司进行分类指导,对严重违法者进行严惩,如对君安证券进行处罚。对一般性违规者没有采取简单关闭的办法,而是进行新老划段,对过去的违规问题限期清理整顿,坚决纠正,对发生新的违规者,依法惩处。堵住后门之后开正门,给出路。经整顿后,对已经纠正的证券公司,允许增资扩股,吸收资金壮大自己,同时开辟正常融资渠道。就这样,在没有关闭一家证券公司的情况下,证券公司在规范化上有了新的起色。
——制定搞活市场六项政策
周正庆自1997年接任以来,股市一直处于低迷状态,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使股市融资功能急剧衰退。据统计,1998年境内筹资比1997年减少484亿元。面对党的十五大对证券市场功能的肯定以及经济状况的好转,周正庆十分焦急。他组织证监会对市场状况进行调查研究,并于1999年初,酝酿了一份关于进一步规范和推进证券市场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请示国务院。
经过方方面面的协调和修改,5月16日,国务院正式批准了这份包括改革股票发行体制、保险资金入市、逐步解决证券公司合法融资渠道、允许部分具备条件的证券公司发行融资债券、扩大证券投资基金试点规模、搞活B股市场、允许部分B股H股公司进行回购股票的试点等6条主要政策建议的文件。这一信息向外透露后,引发了著名的“5·19”行情。
——严格把“关”
周正庆作为中国入世谈判领导小组的一员,在入世谈判中坚持我方的原则立场。周正庆认为,中国资本市场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取决于四个条件:综合国力、法律法规建设、监管能力和证券队伍的素质。必须坚持法规先行、稳妥推进的原则。在证券条款上,一开始就遇到很大矛盾,美国反复提出要进入A股市场进行直接交易。对此,周正庆借鉴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考虑到目前条件尚不成熟,经过艰苦的谈判,没有让步,最终美国基本接受了我方的减让表,入世谈判承诺证券市场只在四个方面对外开放。
周小川:求新求变(2000年2月24日-2002年12月27日)
2000年2月24日周小川出任中国证监会主席。
周小川上任伊始,推出了一系列提高证券市场市场化程度的措施,大大加快了中国证券市场市场化的进程。
——超常规发展机构投资者
2000年3月底,周小川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研讨会上提出,今后证券市场的首要工作是大力推进国内机构投资者的培育。他说,要采用超常规的,具有创造性的思路培育机构投资者,争取在3~5年内改变散户与机构投资者的比例。
2000年5月23日,周小川指出,中国在发展证券投资基金的过程中要强化市场机制的作用,充分发挥我国的后发优势,采用超常规、创造性的思路加快发展。2000年10月12日,中国证监会发布《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试点办法》。至2002年底,开放式基金从最初的华安创新、南方稳健成长、华夏成长3家,快速增加到17家。2002年,发行开放式基金14家,募集资金达447.9503亿元,占基金业全年募集资金总额的78.8%。目前,开放式基金大有替代封闭式基金之势。
与此同时,他还积极推动保险资金、社保基金进入市,使其尽早成为证券市场主要的机构投资者。
——大力推进证券市场的市场化
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研讨会上,周小川指出,今后要更多依靠市场来发展中国的证券市场。凡市场能够决定的都要由市场决定,市场不能起作用处,要尽快创造条件让市场起作用。他认为,监管部门要克服人为设置的、妨碍市场起作用的种种障碍,在市场化的基础上加强监管。
与此相适应,周小川提出要进一步完善股票发行核准制度。要组建新一届由市场专业人士为主组成的发行审核委员会,逐步创造条件,由证券交易所更多地承担挂牌上市的审核职能。2000年3月17日,证监会颁布《股票发行核准程序》。2001年1月9日,周小川在清华大学发表讲演时说,从今年3月份起,彻底实现取消额度和指标;取消以后,放开一级市场发行定价,这个定价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2001年3月17日,公司上市的核准制正式启动,而行政色彩浓厚的审批制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根据《证券法》和《公司法》的有关规定,2001年2月20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亏损上市公司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实施办法》。办法规定,连续3年亏损的公司,如果不能在限期内实现盈利,将依法终止上市。这样,证券市场上市公司的进入与退出,都朝市场化迈进了一大步。
周小川积极推动创业板市场的尽快推出。从2000年夏天开始,进行了大量的筹备工作:一是技术准备,包括设备、运行、运行规则、组织、人力资源、对中介机构和投资者的教育等,主要由工作层即证监会、交易所和证券业来准备。二是规则方面的准备,立法准备等,各方已逐步达成共识,只可惜其任内未能如愿。
2001年2月,又对B股市场政策进行重大调整。为适应我国资本市场宏观形势变化的需要,为中国证券市场与国际证券市场接轨创造条件,2001年2月20日,中国证监会宣布,允许境内居民以合法持有的外币交易B股。但令人遗憾的是,在他任内再无B股向境内投资者开放的后续配套政策出台。
——加强市场监管,打击操纵市场行为
2000年11月23日中国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就加强市场监管、打击操纵市场行为、保护投资者利益等问题发表谈话。2000年10月,《财经》杂志发表了“基金黑幕”一文,文中指证基金公司管理的基金在其操作中出现了大量的对倒和对敲甚至高位接货的行为,损害了基金持有人的利益。为此,从2000年11月开始,证监会展开了对基金公司是否存在这些行为的专项调查。2002年春节前夕,中国证监会给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送达了《责令整改通知书》,决定对公司予以通报批评,并责令整改。与此同时,证监会对操纵中科创业、亿安科技股价的行为进行了查处,对银广夏、通海高科、麦科特、蓝田股份、东方电子等一大批违法违规的上市公司进行了立案稽查。
——加快证券市场对外开放步伐
2002年11月8日,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制定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正式对外发布,并自2002年12月1日起施行。是日,沪、深交易所分别颁布《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证券交易实施细则》。QFII条例出台后,瑞银华宝即向全球50家基金经理发去了调查表,根据反馈的结果看来,国际机构投资者对QFII的兴趣很大,不过现在普遍还处在研究观察阶段。可以预见,QFII的推出,对推动中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必将产生深远而积极的影响。
周小川上任之时,正值大牛市中途,2000年2月24日上证综指为1634点,期间曾于2001年6月14日创下2245点的历史新高。而他离任之日,上证综指已下跌至1382点。也许,这是他离任后难以忘怀的憾事吧。
目前,第五任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已经到任,相信他也会和前几任主席一样,迈着坚实的步伐,通往未来广阔的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