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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前,国家经贸委的一位高层官员曾经在一个公开场合预言,民营银行很快就会出现。也许是我的性子太急了点儿,至今没有见到一点动静,不知怎么就觉得,民营银行有点儿悬。
也许我的担心没有道理。央行负责监管部门的官员曾在公开场合表示,在没有设立城市商业银行的地(市),根据当地经济的发展和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情况,如果当地各类企业和居民个人投资入股、资本金达到1亿元人民币、并且符合《商业银行法》的有关规定,央行原则上同意组建新的商业银行。至少从政策层面来看,民营银行的设立是没有任何障碍的。
不过,这几个月央行官员的举动和一些接近央行的人士的说法可能给出的却是另一个结论。
有媒体报道说,央行行长戴相龙去年下半年以来四下温州,并确定温州为金融改革综合实验区,戴行长在温州明确指出,允许温州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吸纳民间资本增资扩股,改造中小银行,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如果温州的试点是一个信号,我们大体可以认为,纯粹的民营银行在短期内不大会得到实质性的支持。在开放金融领域方面,监管层更倾向于从存量的改革入手,而不是从一开始就着眼于增量。
这种推测也可以从其他角度得到印证。比如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秘书长易纲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解释说,20世纪80年代向民间资本开放城市信用社的市场准入,最终因风险暴露不得不关闭撤并了很多。从此,担心内资短期行为会导致金融风险就成了银行业不向内资开放的重要“理由”。
易纲是主张银行业对内开放的。在他看来,内资可能存在的短期行为恰恰是因为政策预期不稳,而不在于民营资本天生的不可信赖。即使如此,他的观点仍然是,银行业向内资开放的主要形式将是吸引民间资本对现有的中小银行进行改造。
易纲有一个比喻。建立新的民营银行是一剂中药,见效较慢,而我国银行体系现存的许多问题更需要的却是一次手术。总的看来,中药和手术都是需要的。但是从当前银行业改革的路径来看,央行似乎并不打算煎这一服中药。央行温州支行的一位负责人明确表示,设立新的民营银行目前不大可能,因为风险太大。回过头来看央行监管部门那位官员的表态,“在没有设立城市商业银行的地(市)”,其实是一种非常技巧的说法。
经济界人士曾经指出,建立新的民营银行,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的配套政策和法律制度,比如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又比如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些政策和法规会在短时期内出台,这也就意味着,民营银行仍然是悬在空中的楼阁。而这当然与监管机构的效率无关。
问题是,我们不可能期望在一个完美无缺的监管体制下设立新的民营银行,并且,中药见效虽慢,但却是根治中国金融业痼疾的一剂特效药。一次手术的风险未必就比耽误治病时机的风险更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