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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网专稿: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是最近几年来大家广为谈论和非常关心的话题,应该说,中国加入WTO已经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南开大学教授佟家栋博士就是一位专门研究国际贸易的学者,也是我国WTO研究领域的专家。
北方网时代财经记者采访佟家栋博士 |
佟家栋,43岁,1991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系、经济学博士,专长国际贸易、国际经济学。经济学教授、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国际经济贸易系主任、南开大学WTO研究咨询中心主任。天津市政府外经贸高级顾问,出版过八部学术专著和教材,发表过重要学术论文30余篇。在中国第一次明确划分了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阶段,澄清了理论界的一些模糊认识。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进行了长达10年的跟踪研究,并提出降低关税的步骤问题。对区域经济一体化这样一种区域自由贸易模式进行了长达20年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的观点。他的“中国与伙伴国贸易关系问题”就中美、中欧双边贸易关系进行了研究,产生了较大反响。他是我国国际经济贸易领域纳入“跨世纪人才计划”三位年轻学者之一。
佟家栋在“抢抓入世机遇,加快天津开放型经济发展论坛”上进行讲演 |
-- 第一次见到佟家栋博士是去年12月11日(那天起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举行的“抢抓入世机遇,加快天津开放型经济发展论坛”上。作为南开大学WTO研究咨询中心主任的著名经济学家佟家栋在会上就中国入关前后的经济政策研究进行了精彩的讲演。在中国入世将近一周年之际,北方网时代财经频道记者在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对佟家栋博士进行了专访,话题也就很自然地从中国“入世”一年来的变化展开。
时代财经记者:中国加入WTO已经快一年了,作为这一领域的专家,您认为中国在这一年中发生了那些显著的变化?
佟家栋:我觉得主要在三个方面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最重要的变化是政府的变化。第一,政府在系统地考虑它的职能的转变,这是一件十分可喜的事情,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各地方政府,在很多情况下都在考虑是否符合国际规范,都是按照与世贸组织签订协议的承诺在展开工作,应该说效果还是非常好。从这一点来讲,中国在执行和世贸组织签订协议方面,比其它国家要认真,特别比其它发展中国家要认真的多。第二,中国从今年开始在认真学会利用世贸组织有关法律条款中合理的内容,保护自己的利益。包括反倾销和保障措施的提出,包括对各种案例的立案。这些工作发动起许多中国人,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真正面对世界,面对我们的利益。过去我们与国外的人交流时,最担心以后应付不了加入WTO以后一些保护自己利益的工作。现在看来,我们这些担心要小了许多。中国人在适应新的环境方面,弹性与承受力是很大的,特别是针对我们自己存亡的问题,涉及到我们利益的问题。第三,国外对中国外贸发展的担心特别大。一些发达国家原来就对中国入世以后的发展特别担心,中国入世后的这种担心变成了现实。也正因为这样,各国也纷纷地在限制中国产品的出口。所以我们今年面临的来自国外的反倾销及保障措施,以及技术贸易壁垒,也比以往更加突出。我们新闻媒体也给予特别的关注,所以给人感觉我们加入世贸组织以后,环境变得更加恶劣。今年以来,中国国际贸易环境有所改善,同时也说明我们入世之后对增加出口、开拓国际市场的意识更强。
时代财经记者:如何看待中国加入WTO后跨国公司对我国民族企业的冲击?
佟家栋:不要担心竞争,其实许多竞争可以带来发展,我们国家现在是处在求发展阶段,而不是自己随意挑剔的阶段。我从国家申请的一个课题就是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议定书中讲三年内要开放“分销”、批发零售及其它方面的销售,开放贸易权,这就是把整个中国商业全部向国外敞开,我们这是在让步,但从目前来看,哪个地方做早了,哪个地方就发展起来了。社会主义和求发展那个更具有社会主义的意义呢?其实社会主义本身是求发展。资本家要进来,难道要人家都不卖货被饿死?所以应当想办法来通过引进,来激化竞争,激化国内产业的发展。比如天津的家乐,劝业场超市,它们在竞争中也在增加压力,也在进行多样化发展。许多学者在中国加入WTO之前都认为汽车工业将面临巨大的冲击,而从现在的实际情况看,我国的汽车行业在这一年来发展是最快的。有些担心我们不能没有,但并不表示会束手就擒。
-- 南开大学经济类专业在国内知名高等学府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为国家培养了许多外向型的经济人才,我们非常想了解作为经济学院领导的佟博士对高等学校的教学有什么独特的见解。
时代财经记者:很多大学毕业生都有这样的感觉,刚入学的时候选择了一个热门的专业,毕业后却发现人才过剩,找不到工作。一些大学老师教书也有闭门造车,和实际工作无法接轨的情况。经济学是一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十分紧密的学科,您作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的领导,在教学方针上采用了哪些措施来克服这些问题、保持在国内的领先地位呢?
佟家栋:最近这些年,整个中国经济发生很大的变化,许多高等学校在学科设置上有了许多变化,有的干脆把课程全变了,社会需要什么?我就开什么课。其实,这是一种短视。教育的职能是生产未来的人才,我们必须了解社会在未来四年、十年乃至二十年后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教育部门不提供产品,教育提供的是人才,人才有一个全面性的要求,要求高素质,要求适应社会各个方面的工作,总而言之要适应社会。我们为其总结了几个方面的能力,第一是适应社会的能力;第二是适应新的知识,对新的科技有敏感力的能力;第三是有操作能力,能够把新科技、新知识吸收后转化为操作技能,这是培养人的根本。如果将市场经济的短视用到教育上来,那可就惨了。这几年许多学校发现毕业生就业压力的问题,市场压力体现在教育上,就是这种人的过剩。为什么它不符合市场的要求呢?因为它把人看成一种纯粹的物质产品,而不是人,人和物质产品不一样,人是一种能够适应社会各个方面需要的主体,人是主体,不是客体,它不是单一的消费体系。
这些年我们在教学中进行进行了许多方面的改革实践。
在本科教育方面进行了以下几项改革:第一,人们素质的培养,特别是分析能力,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我们绝对不放弃理论课的学习,包括纯理论的学习。有些学生理解不了,但通过这些课程能潜移默化培养其思维、分析问题的能力,这是非常第要的;第二是操作能力。过去我们只是告诉学生该怎么操作,现在有了新的观念——是去训练人,而是不培养人。培养人是告诉你去怎么做。现在我们想要训练出你怎么做,比如大量的调查,作习题,交流,这样才能训练出人才。培养是你要去给他施肥、浇水,只是成长的外在条件,真正的成长是你自己要怎么去吸收这些条件,怎么去把这些外在的条件变成自己的能力。这种观念的转变慢慢引起教师们的共识,从效果上来讲,学生更认可,他们觉得更有用。虽然实施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是我们要通过教师把这种观念灌输给学生。我们一直坚持四个支柱,一是经济理论,二是数学工具,三是计算机工具,四是外语工具,只有这四个工具都能够支撑起来,你才能够成为全方位的人才。在培养本科人才的时候,我跟学生总讲一句话,你过去考完试后可能几年后就把东西还给我,可是如果通过这门课,你学习到了掌握新知识的能力,那么我的目的就达到了。教学的目的是要通过这门课来培养起你们掌握学习能力的素质。这也就是不同大学所培养出来的人的具有差别的地方。不同学校的区别不是体现在学科上,而是体现在学风上,体现在感染上。南开的学生在能力上是非常强的,而这也是我们所一直培养的。
在硕士、博士的培养上我们也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比如硕士,我们强调一种决策咨询能力的高级人才培养,他们应该能够给不同极别的政府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这个做起来不容易,培养的难点是在与实际的结合,如何让他在实际中出成绩。我们面临这样的问题,我们有几个解决的办法:第一是它们的论文就是研究实际问题,而不是纯理论,是要用学的理论来研究实际问题;另外一个,就是实习。学生通过把理论学的内容用到实际当中,而这在学校是做不到的,同时我们还把学生送到国外去,让他们跟国外的学者进行相互交流,通过这种交流,让他们感受一下国外的学者是如何与实际相结合的。这样慢慢培养他们一种综合性的学习水平并且融合这种知识。到博士这一层次,我们要让他们树立为发展中大国服务的观念,我们要让他们看各种各样前沿著作与观点,我们要在学术上获得成果,要给发展中大国理论上、实际上提出正确的建议。我们在培养为中国服务的高级人才。
-- 佟教授曾在比利时欧盟总部实习,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作富布赖特访问学者,并作为赴WTO总部的中国高等教育代表团成员访问日内瓦,多次参加在英国、韩国、日本、澳门等地召开的国际会议。因此,我们很想听听他对国内外的一些感受。
时代财经记者:您曾作为访问学者多次赴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国家进行学术交流,并在国外发表了多篇论文。您怎么看待许多大学生出国发展的问题?
佟家栋:我是研究国际经济学的,劳动力的流动,人才的流动,在国外学习过,总的感觉是要大家自己体验一下在哪里更好,更有发展机会。我们这里出国的人很多,平时你看不出他对中国有何归属感与贡献,但只要我们到国外见到他们就会感觉到这些人非常爱国。有的时候对国家的贡献方式不一样,不要非得追求表面的一致,不同的人应当有不同的选择。我们同时要鼓励他们回来,让他们回来做更多的贡献。
时代财经记者:那么您自己觉得在国内和国外哪里更能施展才能呢?
佟家栋:其实我认为在事业上在国内发展更好,当然收入上与国外比是有一定差异,但这也只是一个相对性的差异。(北方网财经记者:张晋、李永强,摄影:张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