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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帆
关于国有股减持方案已有许多,总的感觉是技术性太强,在基本利益格局没有定下来以前,谈技术意义不大。技术专家只能在特定的系统内部考虑问题,一旦宏观系统面临巨变,往往手足无措,如果他们“有措”,就更麻烦,八成是“有错”——方向搞反了,一切皆错。
目前经济形势非常关键:世界性经济衰退将持续,金融动荡加剧,美国经济泡沫和美元贬值的压力,通过日元贬值的渠道向亚洲转移。中国一方面具有启动国内需求的长期巨大潜力,一方面,通货紧缩可能从短期趋势转变为中期趋势,将增长潜力压抑而难以发挥。因此,继续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应该从发行国债向减税转移),积极的货币政策,包括积极的股市政策,尽力克服通货紧缩趋势,避免经济进入通货紧缩恶性循环,是当前宏观经济非常紧急的任务。一切改革开放措施,规范市场措施,结构调整措施,包括股市政策,都必须服从克服通货紧缩这个大局。
与宏观经济非常不合拍的是:中国股票市场的整顿,加入WTO与国际接轨的压力,上市公司10年系统风险的集中释放,企业面临的大结构调整,创业板的酝酿推出,银行和企业急于上市融资,都促使股票指数下跌。而40—50%的跌幅,必将严重打击中国3000万户股民的消费预期,影响汽车和住宅的购买,搞得不好,对2002的经济增长率将产生大的影响。为此,中国股市必须制止崩盘,摆脱熊市阴影,重归牛市轨道。这不是“制造牛市”,而是发挥中国现实存在的牛市潜力问题。能否把濒于崩溃的股市转变为大牛市,是对中国决策层的严重考验。
中国股票市场基本上没有重大利好可以推出。除非像某些“海龟”所期望的,彻底崩盘到1000点以下,引入外资。这样中国股市还会涨,但是数千亿的财富被外国基金所吞噬,中国的经济照样萎缩,我们要这样的股市做什么?难道中国的股民为国家做了贡献以后,还要给外国人做贡献吗?
要想股市反转,只有一个办法:把国有股减持从特大利空,转变为特大利好。
关键是政府让利。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今天的成就,起源于政府让利:给农民承包土地,补消费者欠帐,给老干部落实政策,恢复高考制度,知识青年回城等等。90年代以来,中央政府的政策指向是加强中央财力和权力,这也是必要的,但是许多应该补偿的东西没有得到补偿。目前形势要求我们:在国有股减持问题上,应该再次采取“让利政策”。
我的建议是:把国有股的一半拿出来,分期无偿(或者非常低的价格)配售给股民。这样,可以保证在减持过程中,股民不受损失。假设一个股民持有1000股股票,那么他可以得到150股的无偿配售,股票价格会下跌15%(市盈率自然降低),但是由于股票数量增加了,股票总额没有损失。如果低价配售,股民会有比较小的损失。如果有这样的政策出台,中国股市应该反转成为牛市。
有人说:这是国有资产流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股民高价购买流通股时,已经多付出2-3倍的钱。正是由于2/3的股票不能流通,才减少了股票的供应,使一级市场的股票发行高达40倍的市盈率。现在返还一部分股票是完全应该的。说“让利”并不准确,应该说是“返还”。
另一半可以正式划归社会保障基金,采取经济民主办法,通过有关法律,在全国人大成立社会保障委员会,独立管理,不附属于行政系统。基金的操作无须公布,也没有必要按照净资产出售,可以与政府证券管理机构合作,按照市场价格高抛低吸,同时发挥股市平准基金的作用。成功的操作,在以利息支付城市人口的社会保障以后,可以使基金越滚越大,弥补那一半国有股票的损失而有余,甚至可以给一部分农民建立社会保障。
在牛市条件下,不仅出售社会保障基金可以自然卖出好价格,企业银行和创业板的上市才有希望,政府的税收必然大大增加。何必一定要从高价出售国有股上拿钱?这样,没有多赢,只有多输。你宣布按市场高价把国有股强行配售给股民,股民必然不买,股市必然暴跌,一直跌到你拿不到钱为止。你宣布无偿配售一部分,另一部分通过基金操作,按照市场价格是有买有卖(绝对不是只卖不买),肯定是多赢。只有牛市,才能多赢,因为总量膨胀,有新增资金入市。现在这样,折腾出一个熊市甚至崩盘来,国有股一分钱收入没有,股票交易税先减少200亿,今年如果熊市,再减少300亿。即使从增加政府收入角度说,哪种办法更合算?
所谓“以德治国”,不是说不要法律,不讲国际接轨,而是说,做事要讲道理,讲究一个“合法性”。金融就是信心,信心的瓦解就是金融的瓦解,并严重拖累实体经济。
因此,政府应拿出发掘大牛市的决心来,通过无偿配售一部分国有股票,实现中国经济“一支独秀”的潜力(首先应该是股市的一支独秀),其意义超过国有股减持本身。
政府只有让利,才能得利,而政府的责任是让全国人民得利,这个道理,也请决策层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