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外企增资透视
在天津开发区一幢二层小楼里,来自英国的主人艾思宁和往常一样,吃完早饭,开车去公司上班,但他今天的心情肯定不同于往日,“艾思宁时代开始了”,直率的艾思宁操一口流利的中文说道。原来,他所在的公司本是一家中外合资企业,由于增资扩股,实现了外方对企业的绝对控股权。从今天开始,作为外方总经理的他,再也不用面对过多的平衡了。
外企增资你追我赶
天津三星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家中韩合资企业,外方是韩国三星集团,中方是天津通讯广播公司。1993年成立时,中韩双方各持股50%。“合资企业在成立几年后,外方投资者单方面增资行为极为普遍,撤资和第三方转让并不明显,而是外方投资者在合资企业中增资扩股,独资倾向十分明显。”截至去年底,天津开发区外商投资企业已经达到3395家,其中合企业占外商投资企业总数的41.3%,外方投资额占合资企业投资总额的65.8%,“这说明外方母公司在总体上处于控股地位。”据统计,天津开发区2001年共办理增资项目52家,项目投资总额12.85亿美元,合同外资金额10.5亿美元,同比增长分别为55%、53%。三星视界、松下电子等大企业增资势头不减。天津开发区经济发展局副局长沈蕾形容,外企增资“异常踊跃“。
有外因更有内因
外企增资不是什么新鲜话题,但你追我赶的增资背后却令人看到很多想到很多。“较强的区域竞争力能使企业在这个地区有更多的生存、发展空间和机会,”天津开发区经济发展局副局长沈蕾在谈到外企增资原因时说,“哪个区域让企业赢得更多的利润,企业就在哪个区域增资”。这是外企增资的外因。此前,摩托罗拉公司又宣布在华实施三个百亿美元工程,其中之一就是5年内投资总额达到100亿。赖炳荣称,摩托罗拉这些年来在中国确实赚了不少钱,但一分都没带走,全转向了投资。
“中西方经营理念、管理文化、企业体制等方面的差异也促使外企增资”,南开大学国际商学院工商管理博士后吴先明说,“这类外企增资更多体现在股权结构的变化上,而股权结构的变化反映了一种市场化的进程。”当外资刚进入中国时,由于对中国市场环境不熟悉以及政策性限制,往往是与本土企业进行合资。合营初期,双方在文化、观念以及管理上存在较大差异。外资为了规避风险,一般采取占小股的策略,让中方合营者承担更大风险。但随着企业经营或活动的开展,外方已经适应了国内的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国内的市场化体制也逐渐成熟,所以,外方纷纷以扩大经营规模为由进行增资扩股,实现在企业中的控制权,从而有利于充分地市场化运作。“中外双方在利益分配和经营理念上的冲突必须迫使双方进行权力的重新选择,这些都造成在华外资企业通过各种形式进行股权结构的新变化”有资料表明,外方一旦获得控制权,便在权力配置上进行“手术“:董事长和总经理分任,董事长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个虚职,实权掌握在总经理手中,但合资企业一般由外方任命总经理,进行财务监控和直接任命关键部门的经理。中方出任董事长,“市场化是企业增资的重要内因,”沈蕾说,“增资既是企业战略、经营上的需要,也是企业抢占制高点的需要。”谈到内因,艾思宁的话也许更令人深思,“没有了家长,我可以大胆工作了,我掌握事实,我会根据最好的解决办法做出决定。”
外企增资改造国企
早在1994年,天津市委、市政府就提出了用8年左右的时间,利用外资进行国有大中型企业嫁接改造调整。嫁接改造调整国有企业的想法与政策,让外企尝到了甜头。有资料表明,到2000年年底,天津市工业累计吸引外资169.8亿美元,主要用于嫁接改造国有老企业,累计实施嫁接改造国有老工业企业项目811个。这其中就有不少是增资的“功劳”。“在利用外资改造国企中,天津开发区在某种意义上扮演了‘试验田’的角色。”天津开发区经发局的一位官员说。随着1994年天津政府国企改革的工作,在这里不得不提摩托罗拉。1997年2月摩托罗拉与大型国企天津光电通讯公司合作成立了天津津亚电子公司,成立仅半年时间,销售额就达到1100万元,2000年更是突破1.5亿元大关。2000年摩托罗拉在中国本土采购了14亿美元零配件,有近1000家中国企业成为摩托罗拉直接或间接的材料供应商。目前摩托罗拉在中国有一家独资企业、一家控股公司、一家合资企业,员工总数超过1万人。
“嫁接外资进行国企改革势必要求国有资本从一般性竞争行业逐渐退出,而这也就相应地为三资企业演绎股权变化创造了利好环境。”南开大学国际商学院工商管理博士后吴先明如此表示。随着中国的入世以及开放力度的加大,跨国公司的增资扩股行为将越来越多,而相应的独资现象将成为普遍。“但合资不会减弱,还会频繁地出现。”吴先明说。因为,中国加入WTO后,一大批外国的中小企业会大规模地涌进中国,它们的实力无法与跨国公司相比,同时,也面临着一个对中国市场环境熟悉的过程,这样,这些企业就会选择与中国的本土企业进行战略联盟,要么合资,要么合作,“市场竞争与力量对比自然决定了合资合作现象的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