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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点危险还是1000点危险?
●“推倒重来论”是否合理?
●股市如何健康发展?
●监管力度如何把握?
董辅礽(经济学家):由于我国的改革采取的是渐进式的战略,建立和发展证券市场就不可避免地会带上许多历史的和体制的烙印,并产生诸多问题,解决股市严重问题的重要途径是进行国有企业改革。在解决国有股和法人股的流通问题以及进行国有股减持时,必须使流通股的持有者免于遭受不应有的损失,减持不能主要为了充实社保基金,而应侧重于降低国有股的比重。
萧灼基(经济学家):有人担心到2000点时,可能引发危机。但问题并没在2000点时出现。2000点对经济发展起到了好的作用。但是如果股市到了1000点,国有资产将缩水2万亿元,券商的代客理财业务将损失几百亿元的资金,并且损失的基本都是国有资产。证券公司破产可能会引发金融风险,股民的个人资产也会大量缩水!
要看到中国股市并不是漆黑一团,主流还是好的。如果推倒重来,那么1万亿资金怎么还股民,银行贷款还是财政拨款?中国股市是要发展还是要萎缩?加入WTO后中国的资本市场是要开放还是要封闭?我们应该从实际出发规范股市,还是要按某种理论来规范?
必须明确,资本市场是建立市场经济体系中重要的一环。对改革开放具有重要意义。对股市要正确地分析评价。政府对发展股市的政策必须坚定,不能摇摆。百家争鸣是必要的,但要分清是非,要正确引导公众,树立公众对资本市场的信心。
曹凤岐(北京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中心主任):目前中国证券市场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刻,必须要肯定成绩。股市还有很多问题,有些问题还比较严重,但必须发展市场。监管要考虑市场的承受能力,股市的每次震荡都与政策有关。要完善各项制度建设,特别是法律制度的建设问题,提高造假的成本,树立公正、公平、公开的市场经济文化。
吴晓求(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目前股市信心受到严重损害,当务之急是稳定市场信心。10月22日国有股减持的暂停,股市交易印花税的降低都是为了稳定市场信心。对证券公司增资扩股取消门槛限制监管部门积极建议性的态度要比只管查处的办法更好。
非流通股的改革必须推进,但设计要缜密,制定过程中应充分讨论,一定要实现公平性的原则。也要推进金融工具的市场化,像股指期货等。进一步推进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券商垄断利润时代已结束,重组时代到来,商业银行逐步渗入证券市场边缘业务,中介机构业务要慢慢开放。
现在创业板推出的条件比两年前要成熟,主要以美国为首发达国家经济衰退,中国进入WTO,国门外聚集了巨大的资金。投机时代结束,投资概念开始回归,加强对企业自身价值的研究。目前股市是缺乏信心,并非缺乏资金。
韩志国(邦和财富研究所所长):“推倒重来论”不是一个孤立的观点。“早产论”、“赌场论”、“推倒重来论”是一脉相承并且有着内在逻辑联系的逐次演进的论点。既然是早产儿,那就说明中国股市的建立不适应现实的国情;股市既然是赌场而不创造财富,那当然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这两种观点引申下去,也就必然合乎逻辑地得到推倒重来的结论,所不同的是直接说出结论。而以往只是相对隐讳罢了。
中国股市问题多,但板子不能打在市场上、投资者身上,根源在于中国资本市场的制度缺陷上。要解决这一问题,中国股市还须过三关。中国股市已经站在了市场经济的门槛上,退一步前功尽弃,进一步海阔天空。面对WTO市场化、国际化刻不容缓。倒退的可能已经没有了。这就必须过市场关、信用关、财产关。
市场关的核心是打通聚财、用财、生财的通道,解决有限资本往哪里运动,运动中如何增值这一问题。中国资本市场效率低的主要原因是行政力量太强,市场力量太弱。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挤出行政权利、导入市场竞争机制、培育企业对政府的抗逆机制。
财产关主要解决好两个问题———有人拥有产权最重要,谁拥有产权重要。关键是一定要走出资本模拟机制,全面导入资本机制。目的是让财产关系成为社会关系的最基本关系,财产规则成为社会性的第一规则。
信用关要解决好四个问题,一是在构建社会信用的基础建立信用社会;二是信用的道德约束和制度约束相结合;三是不仅要建立企业信用破产制度还要建立个人信用破产制度;四是更重要的是建立政府信用制度。
刘纪鹏(首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讨论的意义并不只在学术上澄清是非,而是要在实践中影响决策层。事实上,谁的观点占上风,往往就制定什么样的政策,这不只关系到学者的理想,而是关系到资本市场稳定,国家经济稳定的问题。
姚长辉(北京大学金融系副主任):看一个市场是否健康的标准不能从价格的高低来看,而应该从两个渠道是否通畅来判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产业投资和项目投资的量,产业投资增加,效益增加,股票价格足够高,就可以增发。现在A股一二级市场之间的渠道是通畅的。但是筹集到资金以后必须用于产业投资这个渠道不顺畅,更多的资金返还到二级市场,这样在二级市场累积到的资金越多就越有问题。必须用政府的调控来解决这个问题,如降税的调整,降息的调控以及间接的调控。
企业的行为是理性的。如按常理项目净现值大就应投资,就不应该分给股东,这样大股东益处最大。但在目前上市公司股权流动不合理的情况下,大股东对再投资就不积极,因为他的成本已经收回,利益已经没有了,所以就产生了“寄居蟹模式。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使大股东的行为与企业的整体利益一致起来。
曹尔阶(中国投资史研究会会长):巨额违规资金入市,将增大银行的风险,资本市场天生就要与银行争夺货币,否则就无从发展。人们总认为,股市危险,银行安全。但事实证明这是一种偏见。大量不良资产的存在使得银行已不是万无一失的避风港。藏富于民,也要散险于民。资本市场恰恰具有这样一种职能。如果银行直接投资股市,肯定是不行的,但如果不允许上市公司用贷款投资证券则未必可取。
贺强(中央财经大学证券研究所所长):股市是波动的,人为制定一个调整的指数的做法并不可取。中国的股市不是简单地跌多少合理的问题,监管层监管不应着眼于指数的高低,而是应着眼于查处违规、违法问题。此轮股市暴跌所反映出的政策市效应再次引发了人们对政府职能以及监管思路的思考。高溢价发行是“万恶之源,上市公司同股不同权的问题也很严重,既有A股也有H股的公司就存在着利益侵占的问题:一是外资侵占,二而是红利侵占,三是股东权益侵占。
杨瑞龙(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前一段股市下跌并不是政策的原因。1.人们对整个世界经济的走势有下滑的预期;2.市盈率偏高,香港专家来后,监管力度偏大;3.股市的健康发展,长期看是体制问题,背后是国有企业问题,需要依赖体制的创新。4.不监管不得了,监管过度也不得了,要跟中国股市的现实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