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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3月21日,信息产业部等有关部门发布的电信资费调整方案开始执行之后,有关电信资费的讨论就从没有停止。
用户抱怨电信委屈
前不久又有一项限于北京、上海、广州三城市的有关“电信消费热点”调查频频见诸报端,该调查的资料显示出,有接近一半的被访者认为电话费比调整前明显增加。中国电信方面对此照例是拒绝发表任何评论,但据接近中国电信的人士反映的信息,这项调查的结果让中国电信觉得很是委屈,因为尽管居民日常频繁使用的市话费上涨了,但同时长途电话费、上网费及广大农村用户电话费则是在大幅下降,这是不争的事实。此外,电信资费的调整也是政府部门的决策。
记者从不少地方都看到了一个数据:此次电信资费调整后,国家和电信部门将少收入300多亿元,这一数据虽然被不少人认为有水分存在,但也多多少少能反映出电信资费调整后中国电信的收入状况。
而在另一份上海市的资料中显示,上海5月区间通话费减少收入775万余元。而广东省电信公司的数据也显示,其业务收入在资费调整后大幅度下降,预计减少收入56.7亿元/年。在业务收入中占31%的长途电话业务、占15%的国际及港澳台电话业务、占5%的数据业务和占23%的农村电话这四部分资费都大幅度下降,国内、国际及港澳台出租电路平均降幅达到72.8%,只有占收入26%的市话资费略有上升。
对于用户意见最大的市话费过高的问题,信息产业部有关负责人的解释是,各国在电信业发展初期都曾采取“高长途、低市话、以长途补市话的资费政策,这就是所谓的交叉补贴。但引入竞争以后,竞争者首先进入高利润区,于是高利润区的利润迅速下降,其结果自然是无力再承担交叉补贴,因此,世界各国在电信体制改革后,在国际国内长途电话费下降的同时,都会相应调高市话价格。比如美国和我国香港地区,都曾经调高了市话资费标准。据国际电联统计资料表明,我国的市话资费水平在统计的206个国家中处于第152位。
农村用户受益最大
同样作为消费者的广大农村用户,是此次资费调整实实在在的受益者。目前的问题是我国农村电话的普及率还比较低,农村用户的声音也很难通过媒体及时传出来,但是作为中国电信被政府所赋予重要的职能(也可以说是义务)之一,“普遍服务”的原则必须保证,而农村电话的普及就是“普遍服务”重要的内容之一,对于饱受交通落后、信息闭塞之苦的农民来说,电话将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变化是重大的。在这一点上人们在讨论资费问题时往往被忽略。
资费调整之前,电话费用过高一直是制约电话在农村普及的原因之一,有不少农民装了电话轻易不敢去用。此次资费调整将固定电话的本地网营业区的设置从以乡镇为单位(全国4.47万个乡镇),以2~5公里为半径,调整扩大到行政县(全国2109个县),在行政县范围内通话都按营业区内通话费标准收费,这样60%的原区间通话的费率由0.40元/分钟下调至首次3分钟0.20元,以后每分钟0.10元(也可能是0.18元+0.09元或0.22元+0.11元),这部分下降幅度很大,完全冲抵了营业区内通话费和月租费上调形成的费用增加。
据测算,农村用户因此平均每户支出减少52.39元。这有助于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村电信消费,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繁荣。
在记者手中的一份“关于固定电话资费调整后农村用户的反响的调查报告”显示,农民普遍认为调整后的资费较为合理,费用降低了。被调查的农村用户所从事的职业不同,电话的使用率不同,对资费调整的感触也不同。
益于发展才是真好
北京通信管理局市场监管处的官员此前曾公开表示,“任何一种价位调整都必然涉及到不同的用户群,不同的用户有不同的消费习惯,不可能适应每一个人。只要价格调整方案能适应社会发展,能满足绝大多数人的要求,就是好方案。”
有不少专家也已经指出,我国近年来对电信资费进行调整的出发点,是要解决长期以来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具体地讲,就是对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某些业务资费偏高(如国际、长途、专线、上网等),而某些业务资费偏低(主要是本地电话中的市话)的状况进行调整,以适应国内外市场竞争、引导通信消费、保持行业整体发展的需要。电信属于基础设施,具有公共服务的性质,它的各类业务,都是为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与人民生活提供通信服务,不论使用者主要是单位用户还是个人用户,都与普通百姓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资费问题上也是如此。
作为电信改革的重要组成,资费问题的确是大问题,仅仅以偏概全简单地要求中国电信在资费问题上一降再降,且不论对中国电信这个企业来说是否公平,对与之相关联的我国整体电信业都会影响到是否可以很好地良性发展,如果提到进入WTO后中国电信业面对的冲击,这个问题就显得更加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