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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的中国》是1983年开始进行,到1985年完成的。从其开始至今已过了19个年头。现在来看,我们这项研究成果经受住了历史实践的检验。”5月17日在此间召开的《2000年的中国》回顾座谈会上,当年主持这项工作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马洪在回顾这个研究课题时感到欣慰。他说,“今天我们聚集在此,对《2000年的中国》的研究成果进行回顾和总结,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座谈会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鲁志强主持。鲁志强说,《2000年的中国》研究是适应当时的战略转变,满足当时的战略选择需要,几百位专家、学者、研究人员在马洪同志的率领下,经过三年艰苦的工作完成的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大型长期发展战略研究课题,它对我国战略选择以及现代化建设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我国软科学和政策研究工作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对社会的贡献不仅在于有形的报告,还在于它倡导了一种开展长远研究的风气,探索了一种大课题组织的研究方式,培育了一批研究力量,当年参与研究的年轻人如今都成为很多领域的骨干。
《2000年的中国》是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指示而进行的具有开创性的发展战略研究项目。当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进入了重要的战略转变和战略选择时期。客观形势需要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做长期的谋划,以科学的分析和预测为手段,深入探索和把握社会发展的主要趋势,为正确的决策提出可供选择的方案。
《2000年的中国》的研究成果,在其完成时就得到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重视和肯定,其报告曾作为国务院的参阅文件转发全国。该成果并获得我国软科学研究的最高奖――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内外理论界和相关机构对此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和肯定。
马洪说,“对于发展战略研究来说,最重要的评价是来自历史实践的检验。我们在1983-1985年间所做的关于2000年的研究和预测,随着2000年的过去,不可避免地面临历史实践的检验。检验表明,我们既有成功之处,也有不足之处。”
马洪认为,《2000年的中国》成功之处在于,基本上把握住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趋势。
――对于经济社会总体走势的论证和判断是正确的。当年研究认为:到20世纪末,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实现翻两番、人民的生活达到小康水平这个国家战略目标是能够实现的,此判断已被证实。我们对于人民生活小康水平的前景图像的描述,大致能够概括“小康”社会的特色。对于中国最重要的问题之―――人口的增长情况也做了相当准确的预测。
――在战略选择方面,当时的判断大多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例如:关于提高居民生活水平、调整结构的翻两番的方案,已被证实是适宜的。课题组所建议的以农业、交通、能源作为重点的战略,是符合国情的。在科学技术方面所建议的以高新技术与传统技术复合体的战略,是有远见的。在生态和环境问题方面,所引入的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是正确的和符合我国的发展状况的。
――课题组把重要的结论归纳为二十五条政策建议,形成了一个包括战略选择、投资体制、人口与就业、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对外开放以及企业改革等诸方面的政策体系。其中相当一部分政策建议,例如采取股份制、利用市场经济手段管理投资、多渠道解决就业等政策建议,其价值已经和正在为实践所证明。
――在《2000年的中国》的研究过程中,课题组以模型体系作为定量分析预测和方案选择的方法。事实证明,采用这样的研究方法是科学的和有效的。通过量的分析,能够较为清晰地说明发展的趋势。如今这种方法已经被广泛使用。
“但是,《2000年的中国》也存在一些判断上的偏差。”马洪说,近20年来,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加之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速度很快,出现了不少超出课题组预想的新情况。从外部来看,当初对经济全球化的认识不够,没能估计到我国的对外开放会达到今天这样的广度和深度。从内部来看,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体系和目标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对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也估计不足,例如信息技术产业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就超出了课题组的预料。另外,对社会的某些不稳定的因素,例如贫富差距、地区差距的加大等,在认识上也不够充分。
马洪说,对《2000年的中国》研究进行总结,使我们深刻地体会到,进行发展战略研究必须紧紧地抓住几个环节――国情的掌握、目标的选定、战略的抉择、政策的支持,这几个环节是密切相关的。如果缺少一个环节,或是某个环节出错,都将会影响到全局。
鲁志强在总结发言中认为,国家必须要有总体发展战略研究,特别是在国际环境和国家状态发生大变化时,国家间的竞争首先表现为战略思想的竞争。当前,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变,使我们面对一个全新的世界。我国现在已经进入经济发展新阶段,进入新的第三步战略目标,国力增强,结构迅速变化,面对许多新的发展问题和难题。这一切都预示着当前与20世纪80年代一样,面临着一次新的战略选择。一系列新课题需要作出明确的回答,需要我们开展一次新的《2000年的中国》的研究。
鲁志强说,总结《2000年的中国》的研究工作,为我们今后做类似研究提供了可借鉴的重要原则:长远发展战略研究必须是系统的,必须是多学科、多领域、多部门专家参与的、多种研究方式综合研究的结果;战略研究的基点必须是改革的、开放的,思维必须是创新的,论证必须是严密的,又是扎根于中国国情的,所提建议和政策必须是可行的、可操作的;参与者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惟书,不惟上,不从众,不偏执,不为名,不为利。
与会的40多位各界人士,大多是当年《2000年的中国》课题组的成员。在座谈会上,《2000年的中国》课题组的主要领导及研究人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王慧炯、李泊溪、李善同、张磐,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周叔莲等都发了言。与会者一致认为,《2000年的中国》在我国软科学研究,特别是在未来预测政策研究方面,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很多与会者还建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应该继续组织全国有关专家开展中国未来20年的预测和政策研究。(李慧莲 段树军 杨良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