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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黄石“康赛股票大案”震惊全国,包括两位部长级官员在内的一批官员,栽倒在康赛公司的上市道路上。
“康赛大案”于今年2月27日公开开庭审理,两名主角―――原黄石康赛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康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童施建、原康赛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建萍涉嫌构成职务侵占罪,双双走上被告席,接受法律的审判。
有“股”能使鬼推磨
早在90年代初,康赛公司已向社会发行内部股。可那时,看不到康赛有一点上市的迹象。然而,有“股”能使鬼推磨,原始股象一个幽灵,在康赛的上市道路中演绎着一桩桩权钱交易。1996年8月28日,康赛终于叩开了上交所的大门。
从黄石到上交所,每个环节都是一道关口。先不说康赛上市道路之中的曲曲折折,就在康赛经过一番折腾来到上交所门口、大功快要告成的最后关头,还是原始股的润滑作用,才使康赛的上市完成了最后一个动作。
开庭不久,当公诉人问童施建:康赛与深圳赵某有没有什么业务联系?
童施建回答说:公司在上市过程中牵涉到上海方方面面的事情,牵涉股票代码、上市日期、集团名称等等,赵某同意帮忙把这些事全部搞定。
当然,搞定这些事是有条件的。据法庭上宣读的赵某出具的一份《关于购买康赛公司股票有关情况的说明》显示,赵某是经中诚信公司毛XX介绍认识童施建的。赵某认识童施建后,从康赛购买了100万康赛股票,其中有一部分由毛XX的弟弟收购了。
证券监管部门掌握着股票上市的生杀大权,自然少不了童施建的重点“关照”。开庭不久,公诉人问童施建为何要将公司的股票交给其姐姐炒股牟利,童施建是这样解释的:“此股票96年4月上市前就从公司提出来了,准备送给省证管办一位领导。后来他对我说,他在这个位置不恰当,以后再说。于是我就把这些股票留下来了,表明等他不在这个位置后再给他。他未犯罪。后来我把这些股票交给我姐姐帮我保管……。”
当公诉人又问童施建为何要将在深圳炒股的钱汇到他爱人在北京开的私人公司时,童的供述中写道:“┅┅我对夫人刘佳说,我在深圳股市赚了一些钱,想汇到北京来,送给一些领导人,有的过一段时间来拿,有的甚至等到退休以后再来拿……”
童施建的基本策略是,对于重权在握、能够直接推动康赛股票上市的官员不惜代价;而对于那些听说康赛股票要上市,找上门的各路神仙,即使对童施建毫无利用价值的,也要撒胡椒面似地送上千把股。
汪某、祝某是湖北省证券管理机构的实权人物,陈某是年轻有为的当地证券公司负责人,童施建自然是要烧香的。其中,陈某获得康赛股份的贿赂10多万元,汪某仅向专案组就退出上百万元现金,祝某接受了童施建贿赂的5万多股康赛内部职工股,当他听说汪某出事后,突发脑溢血,成了植物人。
康赛原本只托管了1100多万内部股,这是人人皆知的事实。然而,正是有了持续不断的“公关”,就有人胆敢将康赛公司上市时的额度增加到1798.44万股。正是这增加的600万额度中的一部分,变成了权钱交易的成本。这600万,在康赛没有上市之前,只是一块没有人要的虚拟大饼,但是,一旦康赛乘上上市快车,却是成了人人争抢的香饽饽,且不说康赛股票最高价高达30多元,就算10元,也是不小的数字,这就不难理解为何有那么多官员被套牢了――
曾任过黄石市市长的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徐鹏航在担任国家经贸委副主任期间,于1993年12月,出面为康赛股票上市一事做工作,使康赛股份被批准为规范化股份制试点单位,具有股票优先上市资格。徐家通过各种途径共持有康赛股票12.1万股。1996年,康赛上市后,康赛公司即以每股10元的价格将这些股票收购,徐家共得溢价款113万元。徐鹏航已受到撤职以及留党察看二年的处分。
1996年3月上旬,童施建请求时任国家纺织总会会长的吴文英为康赛股票上市帮忙,吴满口答应下来,才使康赛上市有了根本转机。吴不仅以中国纺织总会的名义签发文件,向中国证监会推荐本不是中国纺织总会直属企业的康赛股份股票上市,而且还出面要求湖北省领导支持康赛股票上市。签发这份文件的代价,是吴文英之子从康赛股份购买10万股内部职工股,在康赛股份上市后,转手获利89万元。吴文英亦被撤销全国政协常委资格,并受留党察看二年处分。
原黄石市委书记、人大主任陈家杰违规购买康赛原始股5万股,获利35万元,已被逮捕。
当年,童施建手持上市申请报告,请一位副市长签字,童按照每股1.39元的价格,给了市政府分管领导一万股。没想到,这位领导竟然说:你给别人都是一块钱一股,给我怎么就涨价了?童施建尴尬地连忙表示事后再感谢,后来在配股时多给副市长配了一万股,在分红时又送5000股。后康赛案发,此人退出了58万元现金。
当康赛在上交所挂牌那天,以贵宾身份特地被请去在新闻发布会上讲话的是时任湖北省副省长的孟庆平(现已被判刑)。为了这位副省长大驾光临,童施建只好托省政府的两位官员帮忙,代价少不了原始股。经查,原省政府副秘书长张维先接受康赛公司内部股5000股,已受留党察看两年处分。已升任湖北省民政厅副厅长的贾虹在任省政府办公厅秘书处处长期间,购买康赛内部股1万股,获利4万元,利用工作职务之便收受康赛公司所送现金5万元。省纪委已决定给其留党察看一年、行政撤职处分,职称由副厅降为正处。
在康赛上市道路中,通过各种方式送出去的内部股票中,有的象征性地给了每股一元钱,有的干脆连一元钱都没给。实际上,当时康赛的内部职工股并不是每股一元,而是6.37元。如果以上市当天的开盘价计算,则每股要获得12元左右的利润!
黑暗的心态
股票上市,本有一套严格规范的“游戏规划”,可是,一旦权力进入了康赛的上市道路,所有的规则几乎成了可有可无的摆设。
公诉人当庭宣读的部分证言就是明证。请听原康赛公司证券部工作人员范玲莉的证言:(1996年)3月20日之前,童施建找我、雷晓敏、陆梅玲开会,会上决定由我收股本金,雷晓敏负责办理股手续,并规定销股票要由童施建亲自批条,公司任何人说了不算,我和雷晓敏两人不得互相过问,就是她不能问我收了多少股本金,我不能问她卖了多少股票。
看到别人从自己手中拿到原始股,转眼间便挣回了大把大把的钞票,童、张两人心里也不平衡了。庭审中,张建萍在法庭上坦露了自己的真实心态:到96年7月,上市的事跑得差不多了,我们谈到这几年很辛苦,跑股票上市贡献很多,童施建就说,他手上留了些股票,到时候每人30万股。看到别人赚了大钱,一辈子就这一次机会,看到别人转手就是几十万,而我们为上市付出那么多,却什么都没有,心里不平衡。
问:你们董事会成员能不能私自持股交易?
答:按上市公司要求、证监会规定不得私自持股交易。如果用本人名字无法进行交易,用别人的身份证购买股票,可以进行交易。
问:你和童施建个人的30万原始股是如何办理的?
答:是童施建办理的。我估计是用别人的身份证办理的。
问:你既然知道不可用别人身份证办理,为什么还用别人身份证?
答:上市公司都不规范,在股票操作上都不干净,加上我和童施建在公司一手遮天,认为拿这些股票不会有事。
张建萍说:“我和童施建配合得非常好,我们的位置没摆正,把公司当做自己的,忘记了是国家财产,没有什么约束,一手遮天,童施建说给我30万,股本金由他解决,我就放心了。我觉得自己对得起公司,没有什么不该拿的。”
做庄
庭审开始不久,公诉人向童施建提问:1996年8月28日康赛上市时采取了什么样的形式?
童施建:康赛在股票上市的时候,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形式。(当即引起法庭下的哄笑)。
紧接着,童施建承认上市时准备托市。康赛上市时,康赛与上海的某一庄家商量好,由康赛拿出130余万股给上海的庄家,进行托市。童施建安排在黄石本地三家证券营业部和上海湖北证券营业部,后来庄家不让康赛跟庄。炒作结束后,康赛得到3000多万元收益。
下面是公诉人当庭宣读的原康赛公司证券部职员范玲莉的部分证言:
问:公司上市前86人名单和390万股开户是怎么回事?
范:这86人名单是童施建将公司自有股、公司部分职员的股票、公司领导、关系户的股票归在一起由证券部操作,归在一起的有86个帐号390万股股票。
问:这86个股权证在哪里保管?
范:在上市之前,童施建要我们将自己关系户的股权证全部拿来给他。在上市前一天,童施建将86个名单分成几大块,张建萍交给我们,每个人负责(操作)。
问:你们证券部上市之前保管过股东代码卡和身份证吗?
范:没有保管过,但是在上市头一天,将86个人股东代码卡和身份证全部拿到。从那以后所有股东代码和身份证都由证券部操作。
原公司证券部职员雷晓敏的部分证言:
问:康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1996年8月28日挂牌上市后,公司是否安排你到湖北证券公司黄石营业部炒股?
雷:是的。我记得是在上市前一天,公司董事长童施建、总经理助理兼证券部长陆梅玲、公司证券部工作人员范玲莉、XXX、徐伟、XXX和我等人在开会。童总安排我们在湖证黄石营业部和华夏证券公司黄石营业部等处炒股,其中,安排我和XXX为一组负责在湖证黄石营业部炒股。童总还交给我一张花名册。……从8月底至97年1月间,实际上由我在湖证操作。总之,我代表康赛公司在湖证操作股票……
跟庄
就在康赛股票上市做庄还不到两个月的1996年10月,童施建就与张建萍商量在深圳炒股事宜。并决定派公司证券部部长范玲莉到深圳操作。
以下是公诉人在法庭宣读的范玲莉的部分证言:
范:10月25日,童总叫我到深圳跟庄,童总说在黄石跟庄容易被人发现,所以到深圳。第一次去深圳时,童总叫我到湖北证券带500万元汇票,我带“余绪平、洪公兴、肖银先”(三个帐号)到中信证券开了三个资金帐号。几天后童总叫我把公司未确认股全部买回,随后童总给我传真一份未确认股的名单和股东代码,我将这些名单、股东代码交给操作人员帮我挂在“洪公兴”的户头上,我就连续用三天时间将这些未确认股购足。
问:你在深圳炒股的资金来源?
答:炒股资金都是公司的,基本是卖股票的钱,都是公司在各证券营业部开户的户头上提出来的。问:公司汇去多少资金到深圳?答:1000多万,我亲手汇去的就有800多万。问:证券部炒作的什么股票?如何操作?
答:上市后,公司炒作康赛股票,有的人也搞申购。公司用收来的身份证开了户头炒,有的是别人卖了股票留下的空帐号,我们炒,有的是公司自有股票,有的人是别人代买的股票。
问:为什么要用收来的身份证开户炒股票?
答:国家规定不允许企业炒股票,所以我们公司就用收来的身份证开户炒股票。
问:身份证是谁收的?答:听说是张建萍收的。
问:你为什么到深圳炒股?炒股目的是什么?
答:因为我们是上市公司,在黄石炒股,别的股民会跟我们。到深圳炒股,是为了跟别人的庄,为公司赚钱。
再看原证券部另一位职员徐伟的部分证言:1996年月10月份左右,康赛与一个叫XXX的人联合做庄。童施建派范玲莉到上海配合做庄。没几天,童施建叫范玲莉回来了,我后来听说,是庄家对童施建说范玲莉将做庄的秘密告诉别人,童施建便将范玲莉调回来。范玲莉从上海回来后,童施建又叫她到深圳炒股票。
公诉人指控,从1996年10月23日到1997年1月6日,康赛公司分四次从黄石汇去炒股资金共计1918万元,除此之外,在范玲莉在深圳炒股期间,童施建还授意她带康赛集团股票50多万股进行炒作。
记者发现,在1996年10月31日,康赛股票的收盘价只有11.23元,随后经过9天拉升到16.49元后,紧接着又经过9天的打压,将股价打压至10.01元,此后康赛股价扶摇直上,到1997年3月31日,康赛股价达到历史最高价32元,不到四个月时间,康赛股价翻了两个跟斗。
据检察机关查证,从1996年10月到1997年4月3日,童施建和张建萍先后安排范玲莉、汪权等人在中信证券深圳贝湖路营业部炒股,共购进康赛集团股票169.42万股,连同带到深圳的股票共计221.35万股。除权前卖出54.52万股,范玲莉带回公司未确认股58.95万股,童施建指令范交给其本人33万股,还余下74.88万股,在1997年4月3日除权后,共卖出149.76万股,获款2573.749万元。其后,童施建向中信证券责任有限公司深圳贝湖路营业部签发了康赛公司的授权委托书,授权汪权将2373.749万元转到了童施建的姐姐在深圳开办的私人公司帐上,另外200万元支付了康赛公司的货款。事后,童施建、张建萍各分1186万元,据为己有。
据公诉人宣读的童施建的一份供述称,深圳跟庄炒股“静悄悄”地发生后,童施建指令公司证券部有关人员将深圳炒股资料全部销毁。
当然,就在深圳跟庄炒股进行的同时,童施建还不忘了私人炒作:1996年10月,童施建分两次将康赛公司所有的25万原始股借给其姐姐炒作渔利。他还特别交待时任康赛公司总经理助理兼证券部部长的陆梅玲用他俩私分的股票在武汉秘密开户进行炒作,大赚了一笔。检察机关查明,至案发时为止,仅陆梅玲炒作童施建交给她的16.5万股就非法盈利370多万元。
记者手记:阳光的力量
庭审,让一缕阳光穿透黑幕的厚厚外壳,所有的权钱交易、暗箱操作变得通通透透。
这是一段黑色的回放。在记者眼中,它很“精彩”,但更沉重。
这是一段现实的注脚。我们没有理由遗忘,更没有必要讳疾忌医,因为,它带给社会和个人的不仅仅只有伤痛,更多的,还有思考。
也许,有人会说见多了暗箱、操纵、跟庄,有的黑幕,在手法、情节上,比康赛还要“丰富”,没什么大惊小怪了。这是一种失望之余的见怪不怪,可以说是一种麻木、漠然,更多的是几分无奈。
阳光,会不会让那些曾经麻木、失望和淡漠的心际,荡起一点涟漪?
连童施建在法庭上也说,没有一家上市公司没有暗箱操作,康赛还不一定是最严重的,只是被揭露出来而已,也许还有比康赛更严重的还没暴露。童施建在为自己辩解,他想以一种普遍的现象来说明自己的违法行为在当时是多么的正常。
在当地,不少人说童施建是个能人,因为是他将一个原本没有上市希望的公司搞上市,能为地方搞到钱,但也正是他,亲手制造了一个“康赛黑洞”,将一个破烂不堪的康赛留给了社会。
无论是童施建、张建萍本人,还是康赛公司,对社会正义、规则和良知的践踏,对中国新兴证券市场的伤害,都是难以定量的。
毕竟,我们所记录的一切都已经过去;透过阳光,我们看到了揭开的黑幕、直面现实的勇气和加强监管的决心。揭开,是一种告别。我们相信,一个规范和理性的证券市场就在眼前。(刘向东 刘国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