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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的5年计划都是以物为本―――生产多少粮食、多少煤炭甚至多少彩电。“十五”则是一个以富民为本的计划。3月9日,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接受本报记者采访。他说:“过去制定五年计划主要是黑箱作业,而‘十五’计划广泛吸收学者意见,第一次出现‘参与性’的游戏规则,为中国的未来创造了一个良好条件。”以人为本
记者:3月7日,国家计委主任曾培炎在记者招待会上称,“十五”计划纲要与以往的五年计划不同,突出“以人为本”。作为参与起草的专家,请您分析为什么说“十五”计划以人为本?它能给老百姓带来什么利益?
胡:“十五”计划是一个富民为本、以人为本的计划,这个计划最终的结果要使老百姓普遍受益。
它宏观调控的目标大体是五类指标:经济增长指标;经济结构指标;科学、教育发展指标;可持续发展指标;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指标。
显然,经济指标不是惟一的,更多的是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指标,也是老百姓最关心的指标――――无论你生活在哪里,北京还是贵州,城市还是乡村,都应该享有基础教育服务、基本公共卫生与医疗服务、计划生育服务、清洁水供应,能用上电、打公用电话、看电视、听广播……实现全体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而且享有均等的受教育机会,特别是高中和高等教育的机会,使少数人消费变成大众消费以及失业保险、养老保险、环境质量……
以往的五年计划都是以物为本,要规定生产多少粮食、多少煤炭、多少电… …甚至彩电,有时产量指标高达几百项,但很少有与人民生活切身相关的社会发展指标、物质生活质量指标。
“十五”计划的一个根本性转变,是“以人为本”,它由计划经济下的指令性指标,向指导性指标转变,而且指标大幅度下降,只有40个。并不是简单地砍掉一些指标,例如需要多少钢、多少彩电,完全取决于将来市场的供求关系,而政府的职能是要有效地提供公共服务、公共物品,所以大量增加基本公共服务指标,这是首次提出的。
我认为,经济增长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促进人类发展的重要手段。以往,我们常常把手段作为目的,而不是让老百姓得到实惠。所有的计划、所有的增长都是一种手段,最终还是要使我们将近13亿人,能够过上比较好的日子,这就是以人为本。基本国情四分法
记者:您把中国的基本国情概括为“一个中国,四个世界;一个中国,四种社会”,是怎么回事?
胡:世界银行划分的4个世界是指低收入国家、下中等收入国家、上中等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中国已经由低收入国家进入下中等收入国家,但如果只看人均GDP,就无法使人真正了解中国的发展不平衡状况。
我们把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除台湾外)放到全球来认识(见表),按实际购买力平价(PPP)来计算美元值,也划分为4个世界。
第一世界是上海、北京、深圳,北京在世界206个国家和地区中排第64位,上海排第45位。1999年,上海和北京人均GDP分别为15516美元和9996美元,明显高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为8320美元),分别为高收入国家收入水平(24430美元)的63?5%和40?9%。
其中,上海浦东相当于世界第11位,1999年人均GDP为25472美元,高于丹麦的人均水平,相当于美国人均水平(30600美元)的83? 2%。
但上海、北京两市人口只占全国总人口的2?2%。
第二世界是大中城市和沿海地区中上等收入地区,天津、广东、浙江、江苏、福建、辽宁等沿海省份人均GDP均高于世界下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为3960美元),六省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21?8%。
第三世界是下中等收入地区,包括沿海地区的河北,东北、华北中部部分地区,人均GDP均低于下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位居世界第100―139位之间,人口占总人口的26%。
第四世界包括中西部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地区、边远地区、低收入地区。贵州人均GDP为1247美元,低于世界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为1790美元),在世界排名177位,与上海相差132位,甘肃名列第157位,陕西第155位,西藏第152位。中国一半以上地区位居世界第140位之后,人口约6?3亿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一半。
“四个世界”是按照经济划分,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是一个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而“一个中国,四个社会”,是从就业的角度看。
首先是农业社会,我们的农业劳动力占就业人口的50?1%,相当于美国1870年的水平、日本1921年的水平。一些西部地区农业人口高达70% ―80%,农业社会有繁重的工业化任务。
第二,我们又是一个工业社会,工业比重在整个GDP中占三分之一以上,占就业人口的23%。
第三,服务业社会,我们现在服务业就业比重只有22%,这比世界平均水平、包括与我们相当的发展中国家低得多,而发达国家就业人数可以达到70% ―80%。
与此同时,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我们同样也存在极少数知识产业,就业人口不足5%。我们按国际规范定义为金融保险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教育文化艺术广播电视电影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等。
即使在一个省,例如云南,也可能四种社会、四个世界并存,这就是我们的基本国情。发展能否跨越?
记者:在这种基本国情下,计划纲要提出“实现技术跨越式发展”会不会重演“大跃进”的历史闹剧?
胡:根据新增长理论,穷国追赶富国,具有可能性――――但有条件,就是实现跨越发展,而且越是新的技术,就越有可能实现跨越发展。比如我们第1代、第2代的移动通讯技术发展落后,但国际上正在探讨2?5或第3代移动技术,我们在报告里也考虑要搞第3代,抓住机遇就有可能与发达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
但现在可能出现一种极端,认为所有的地区、所有的部门、所有的技术、所有的方面都能够跨越式发展,这就不对了。
对跨越式应该有基本的观念,发展本身是一个渐进过程,具有阶段性、连续性、长期性,欧美国家发展了200年,这200年不能浓缩成几年。另一方面,我们又不是简单地循着一般的发展阶段,经济全球化使我们有可能实现跨越式发展。
因此,纲要提出“在局部可跨越领域,实现突破”,但没有讨论什么样的局部领域。不能把它演化成新的大跃进,那样就会重犯历史错误,我们既要积极,又要谨慎。向西部学到什么
记者:1978年,广东的人均GDP比青海、宁夏还低,到1999年则分别是它们的2?9倍、2?7倍,西部开发可以从中学到什么秘诀?
胡:我们研究发现,福建、广东是典型的后来居上、开放的发展模式。1978年,广东的人均GDP为367元,低于青海的428元、宁夏370元。而福建仅为273元,低于所有的西北五省区。
然而,到了1998年,广东、福建人均GDP达西北五省区人均GDP的1?7―3?5倍。
我们发现,并不是投入的资本增长率高,经济增长率就一定高,其实,新疆的人均资本增长率,还略高于广东,青海、宁夏也与福建大体相当。
大部分原因,归因于知识、信息、教育、技术、制度等无形因素的影响。
根据世界银行专家计算,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各国经济增长率差异的主要原因,不是资本积累,而是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率,即通过知识利用等因素占70%以上。
青海、宁夏TFP增长率分别只有0?98%、2?33%,而广东、福建分别高达7?3%、8?02%,这是由于它们知识的进步,特别是开放,使得广东、福建能够有效获取知识要素、资本要素、劳动力要素、环境要素等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要素,从而刺激整个经济增长,成为现在中国的高收入地区。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索洛教授将“开放”定义为“从世界上的其它国家引入新技术和新思想的意愿和能力”。
广东经济开放指数相当于全国平均数的3?27倍,而西南、西北大部分省区仅为全国平均数的6%―36%,相当于封闭经济类型。
西部地区在参与经济全球化方面存在两大障碍:一是交通运输等地理限制;二是市场保护、分割等人为限制――――首先表现为“块块专政”,地区“小而全”、“大而全”,地区保护、地区封锁;其次表现为“条条专政”,各个行业保护、垄断,人为限制自由竞争。这一市场准入障碍是最大的障碍,构成西部发展“障碍赛跑的栏杆”。
90年代以来,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迅速扩大的根本性原因之一,是它们参与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平衡性,反映了它们开放市场程度、市场竞争程度的差异性,这直接影响TFP的提高。有研究表明,加速发展的最主要障碍,是由各种利益集团所形成的垄断市场。地方保护主义、市场壁垒、市场分割、自给自足从来都是发展的障碍。
西部开发的实质是大开放。一个地区经济能否跨越式发展,取决于你开放与否。怎样解决分配不公
记者: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公认警戒线,进入分配不公平区间。朱?基在报告中5次提到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或收入差距问题,您认为解决分配问题的核心是什么?
胡: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核心是就业,因为任何人的收入主要来自就业― ―――不仅是正规就业,更是大量的非正规就业。你要想使城乡人口能够富裕起来,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就要创造就业,因此报告提出要扩大就业。我在1997年就开始呼吁,政府的主要目的是创造就业。
过去4年,中国经历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结构调整,也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调整过程――从1996年到1999年,中国的城镇、国有、集体单位净减少了在岗职工4124万人,其中制造业、建筑业、采掘业三大产业减少了近2500万人,占全国职工净减少量的79?2%――――实际上就是一个大规模的结构调整过程,如果扣除离退休职工,我们每年的下岗人数为633万人,4年净减少2530万人。
其结构调整特点是规模大、速度快、波及面广,几乎对城镇所有就业人口、家庭产生重大影响,我国正处在高失业阶段。
未来10年,有没有可能在城市创造8000万个就业机会?解决城里4000万的下岗职工再就业、年轻人毕业求职,另外有4000万农民进入城市工作。解决就业问题,核心是由就业正规化转向非正规化。
我们把城镇非正规就业做了简单定义,主要包括私营、个体经济中的从业人员,以及正规部门中的临时职工。
我国所有制结构调整经历了一个“非国有化――――国有化――――非国有化”的过程,我国就业模式转变也经历着“非正规化――――正规化――――非正规化”的过程,就业“非正规化”是所有制结构“非国有化”的必然结果。
建国初期,我国五大经济成分并存,其中,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占据主导地位,以个体和私营为主的非正规部门就业是主要模式。
50年代,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是“一化三改”(国家工业化,改造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此后,个体、私营经济基本消失,国有、集体经济占据了经济类型的主导,垄断国民经济,传统正规化部门吸纳了几乎所有从业人员。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开始建立,传统正规部门就业比重急剧下降,新兴正规部门(三资企业、股份合作制单位等)就业比重显著上升,开始出现非正规就业。
然而,新兴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上升滞后,新增就业岗位无法充分吸纳从传统正规部门流出的大量劳动力,失业人口不断上升。
正是由于国有、集体单位等传统正规部门长期以来吸纳了几乎所有的城镇劳动力,造成大量隐性失业的存在,到了转型期,以突发性的显性失业形式爆发出来,使我国陷入高失业的困境。
我国人口众多、农村人口比重大、低技能劳动力长期供大于求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就业模式必须向“非正规化”转变。
非正规就业比重已从1996年的13?5%,提高到现在22?73%,但仍远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也低于部分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非正规就业比重应该达到50%―70%,而发达国家至少要占20%以上,荷兰达到50%以上。
导致这一现状的主要原因,是我国行业垄断严重、不同地区市场化进程差异较大、劳动力市场还不完善等。
在10至15年内,我国将基本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在此期间,预计非正规就业比重将超过50%,成为最主要的就业模式。
在经济快速发展、科技不断进步的背景下,这种就业模式体现了现代商品生产中灵活利用劳动力、降低劳动力成本的要求,同时也体现着人们在物质生活相对丰富之后,对工作方式的重新认识和选择。(寿蓓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