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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当今中国,最具广泛性、戏剧性和影响力的市场莫过于两个―――股市和球市。一边是金融证券,一边是体育足球,本来八杆子也打不到一起的事,但惯于沉默的股民和喜欢起哄的球迷们却偏偏发现两者之间共同点多多。比如都在大力推行市场化,都能让芸芸众生悲喜交集等等,甚至连股票名称也屡屡成为球队的旗号。的确,摸索了七年的足球职业化和历经十年风雨的证券市场,同属中国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过程中最鲜活的新生事物,两个市场在结构、功能、运行、管理、监控及发育过程等诸多方面都存在可比性。在此我们不妨从实证的视角作一些粗线条的类比。
包装和泡沫
如果要找出这两个市场最突出的共同点的话,应该首推包装和泡沫。足球乃空心之皮质合成品,球赛本是竞争实力最直观的展现,但我们在中国球市上看到最多的却是大大小小的虚假泡沫。股市是反映现实经济运行质量和趋势的虚拟资本集散地,泡沫自然难以避免,但这些年股市上令人担忧的是过度的包装和过多的泡沫。包装和泡沫与球市、股市的大盛大衰密切相关。至于包装和泡沫的动因,最主要的还是利益驱动使然。
七年前,中国职业足球联赛诞生,由各地专业球队匆匆“改头换面”而来的职业球队就此登台亮相。其成效立竿见影:球迷回到赛场看球了,球员腰包鼓了,投资足球的企业虽未赚钱,却也赚到了吆喝。初尝职业化甜头的足球界欣喜地欢呼:职业化就是好!承接93年的高开,94、95年的球市依旧红红火火。可是到了96年,国奥队的兵败衰落,使得球迷们信心丧失,不再提得起捧场的劲头,球市犹如进入“紧缩”的经济周期。这本来为球市提供了“软”着陆的大好机会,可惜计划性的决策机制没能看清这一调整机遇。而后国家队冲击世界杯入场券又以失败告终,98年的球市就此陷入僵局。世纪末的中国球市,各种未能理清的矛盾一并爆发出来,“假球”、“黑哨”、“假龄球员”……将其结构性缺陷彻底暴露在国人面前,人为鼓吹起来的泡沫瞬间破灭。
同样,证券市场十年来的几度兴衰也验证了“泡沫”的无穷危害。虚假包装上市、通过业绩欺诈炒高股价等事件在股市上屡见不鲜。成都红光采取虚构产品销售额、虚增库存和违规财务处理等手段,骗取上市资格,并将募集资金炒股票;琼民源在96年年报中宣称“利润6.5亿元,资本公积金增加6.57亿元”,以便控股股东民源海南公司伙同深圳有色金属财务公司联手炒作;最近又出现了过度炒作后高台跳水的中科系事件,种种劣迹,不一而足。为了追求几倍、几十倍的超额利润而编织谎言、人为造市在中国股市的频频出现,正严重侵蚀着资本市场年轻的肌体。
从包装、泡沫产生的源头上看,足球俱乐部、上市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不健全是根本原因,市场本身设置不尽合理、功能不健全和发育欠成熟是另一个因素,第三则是监管指导思想的不明晰和手段的不到位。
人治和法治
中国足协、中国证监会分别为国内足球职业联赛和证券市场的组织者,其作用就是制定市场规则,监督市场运行。如果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便会混淆各方的市场角色。
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阎世铎说,中国足球、中国足协这些年像被人扒光了衣服,我们还有什么可怕的?阎主席固然有勇气面对“惨淡的人生”,但目前却改变不了足协受到各方非议的难堪局面。事实上,中国足球在基层中的高度市场化与上层建筑的计划体制思维方式,将成为今后的一对主要矛盾,而其调和程度又将是决定未来球市走向的一个重要因素。近期中国足协的“昏招”不胜枚举:
―――倒名次摘牌,据说是模仿先进的NBA选秀制度引入的。俱乐部认为“幼稚可笑”;
―――禁止引进外籍守门员,获得零星支持;
―――2002年起,禁止外籍主教练自带教练班子,无人喝彩;
―――2001年甲A联赛暂停升降级,球市进行“硬”着落。央视足球主持人刘建宏大加批贬,认为“发展中的问题应该在不断的发展中解决,暂停升降级将使七年的职业化取得的成就化为乌有”。河南建业俱乐部前总经理戴大洪说,干脆取消比赛胜负得了!
这还不包括在“沈渝事件”、“隋波假球”等事件中,以及在“十二分钟体测”、“限薪令”等政策制定上,中国足协遭受到的种种非议。中国足协的权威性受到置疑,根本原因在于未能按市场经济规律运作,“无形之手”的调节功能发挥不了,而足协依然拥有制定政策的权力,这些外部力量还无法对足协决策机制形成制衡。长此以往,媒体、俱乐部以及“用脚投票”的广大球迷,就成了足协的对立面。
同样的人治痕迹在中国股市屡见不鲜,如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大股东侵占上市公司资产、“政策市”等等。早期管理层调控股指的“救市”思想,其实就是裁判员参与比赛的一个典型例子。同时,将股市作为某种政策工具,也在相当程度上使得市场的功能单一化,产生了不小的副作用。可喜的是,近年来中国证监会法治规范的思路日益明晰,“做裁判员,不做运动员,适当起一点教练员作用”的表述为这一思路定下了基调:由行业主管者向真正的市场监管者方向转变,比如权力下放到交易所;以市场询价方式决定股票发行价格;实行券商保荐人制度;推行一系列政务公开举措;最近召开的证券监管会议上提出争取用两年左右时间,实现会计、信息披露准则国际化、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打击庄家行为、推进独立董事制度,最近又紧锣密鼓出台了限制上市公司报表重组及实行退市制度等等……这些积极的变化使人们有理由相信,中国股市正在逐渐走向成熟,向着“国际化、规范化、市场化”的方向健康发展。
素质和富裕
中国的球市、股市都是新兴市场,在新兴市场内获得财富的机会通常都比较多。推行中国职业联赛七年来,球员收入猛涨,身价飙升,据不完全统计,各俱乐部中的尖子队员年收入高达百万元。职业球员固然有其特殊的一面,几年运动青春期获得的收入要为退役后的生活提供长久保障。但是现实生活中的职业球员,其职业道德素质实在让人担忧,如深圳“六君子”事件就掀起了中国球市对球员素质低下的又一次声讨。中国足协对此更是深有感触,前青少部主任金正民发现假龄球员的生日居然是“11月31日”。2001年海埂集训期间,足协推出了道德教育考试,作为球员取得上岗证的一个指标,但通篇考卷没有一道主观题,足协官员解释道,“别为难他们了,认识几个字啊?出问答题还不要他们的命”。即便是在国字号队员身上,也弥漫着金钱崇拜思想。国家队集训每天只有80元补贴,远远比不上在俱乐部比赛的收入,于是有的球员训练时“出工不出力”,比赛毫无责任心。
反观股市,券商、上市公司里人才济济,他们毕竟不像足球运动员那样缺乏足够的教育,他们具有的文化水平、专业知识、行业职位之高,都堪称“金领”阶层。但是看看前段时期曝光的“基金黑幕”,还有利用内幕信息联手炒作、操纵市场,券商违规挪用客户保证金为己牟利等等,无不丧失了最起码的职业道德。显然,综合素质并非仅仅取决于文化水平的高低。
这里不得不提一提足协素质和俱乐部的富裕问题。目前足球俱乐部所有者的市场拓展余地较小,投资者面临亏损的危险,搞足球更像是下赌注,“活水之源”从何而来?与此同时,足球市场化发育程度却被人为地抑制,这是因为足协控制着资源和权力。足协作为利益主体与国际管理集团商谈赞助合同,与电视台商谈转播合同。据保守估计,每年有不少于5000万元资金流入足协的口袋。中国足球市场的要素垄断性问题并未在七年的职业化道路上得以解决,恰恰相反,因为利益不对称,足协与各俱乐部成了死对头,渐渐演变成俱乐部挑战足协官员素质的格局。
为了“富裕”这个共同目标,球市与股市不可避免地将会走到一起来。目前许多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关联企业都已投资职业俱乐部,如四川全兴、北京中信国安、江苏舜天、广东宏远、深圳科健平安、原重庆寰岛、原吉林敖东,一些俱乐部甚至考虑上市,获得直接融资机会,将体育资源社会化,以真正达到投入―――产出的正效应。但在操作上仍存有较大误区,往往认为只要“圈到钱”,就能使俱乐部重振雄风。例如,新入主的重庆力帆俱乐部在出售2001年球票时,同时搭售力帆内部“原始股”,并声称,一旦上市,球迷将受益不菲。有专家指出,此类做法不符合证券市场的有关法规。江苏舜天俱乐部在冲甲A时,正值江苏舜天股票上市,众人欢喜,认为又有大笔钱投入了。但投资俱乐部的并非上市的江苏舜天股份公司,而是其大股东―――江苏舜天集团。目前,真正属于上市公司的足球俱乐部只有广东宏远,这是粤宏远在2000年9月通过抵偿原俱乐部投资者―――宏远集团所欠债务而接手的。而在国外,股市与球市双赢已有许多成功的先例,意大利的拉齐奥、罗马,德国的多特蒙德俱乐部均为上市公司,拉齐奥获得了去年的联赛冠军,而罗马则在今年的联赛中保持领先地位,清晰的产权关系、规范的股份制运作、成熟的市场开发体系是其取得佳绩的根本保障。中国股市和球市的发展完全可以融会贯通,在市场化道路上相互借鉴,共同实现良性的互动发展。比如证监会如何纠正自我定位问题,如何解决市场的不规范行为问题,值得足协借鉴。而股市的舆论监督如果能像球市上7000名记者那样发挥得淋漓尽致,吸引各界充分参与,也必将为中国证券市场逐步走向规范、走向理性贡献更多的力量。(思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