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大量引进外资的同时,资本外逃的规模已经不容忽视。笔者曾对1987~1997年间中国的资本外逃作过一个初步的测算。结果表明,1991年以来,中国的资本外逃数额开始逐渐加大;特别是1993年以来,每年的资本外逃数额超过了200亿美元,至 1997年达到了488亿美元的水平。
值得庆幸的是,中国并未像当年拉美国家以及东南亚和俄罗斯等国那样陷入金融危机。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中国经济的高速稳定增长。外资的持续、大量流入以及国家对宏观经济的有力调控,增强了中国经济对外部冲击的承受力。然而,这毕竟已形成一巨大隐患。我们无法排除它在某些时候恶化并产生较大冲击的可能性。
“外资内流”和“内资外流”这一似乎矛盾的现象背后,至少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两者面临不同的制度环境,有着不同的决策动机;第二,“过渡性”资本外逃的存在,使得两者之间在一定程度上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同时这也说明,考虑到这一因素之后,中国真正引进的外资恐怕要打一定的折扣。
与以上问题不无联系的另一个现象是,近几年来,中国的国内储蓄已经有了超过国内投资的趋势。储蓄过剩、资本外逃、外资流入三者同时并存,进一步说明了国内闲置储蓄的可能去向,以及我们在利用资金上的双重浪费。事实上,在国内资金利用率不高的情况下,与其让资本自行“外逃”且政府丧失相应收入(如征税)的情况下,不如建立一些专门的投资机构有条件、有步骤地进行合法的私人海外投资。
对于中国的资本外逃现象,必须看到,现实中资本外逃有着多种渠道和灵活的方式,其中有很多是难以被“堵截”和查核的。比如国内外配合假报货值、境外逃汇、投资转移等等。再比如,受国际惯例的约束,外汇指定银行在履行付款义务时,只能根据单据的表面一致性和表面合规性进行检验,无法对交易的真实性进行检验和监督。许多国家的经验证明,即便是在严格的资本管制之下,一国也不可能防止所有的资本外逃。政府应当和可以做到的应是:第一,推进国内的金融深化,减少在利率管理,市场准入,投资限制等方面的直接管制和行政干预;第二,深化外汇体制改革?建立人民币远期外汇市场,为企业和个人提供充足的套期保值、规避风险的工具;第三,协调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汇率政策,保持宏观经济政策行为的一致性,有效地化解银行不良资产,坚决抑制通货膨胀,维持稳定而合理的实际汇率,减少居民的风险预期;第四,引进外资应从“优惠政策导向”向“市场导向”转变,依靠改善投资的“软环境”和“硬环境”、提高办事效率和减少交易成本来增强投资的吸引力;第五,加大对贪污受贿、侵吞国有资产行为的督察和惩处,严格规范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买壳上市以及国际购并中的资产评估和财务管理。(宋文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