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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农民是全世界最老实的农民,如果说哪个农民把乡政府或是县政府告了,那肯定是忍无可忍;同理,中国的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或准备上市的公司最不敢得罪的是证监会,如果有哪个公司把证监会给告了,那基本上是太岁头上动土,摆出的就是拼命的架式了。
眼下的凯立案就是如此。
注册地在海南的这家公司属于多多少少有些背景的那类企业,否则不可能仅凭在海南修建的中线高速公路穿越了少数民族聚集地区之类的理由就能从国家民委那里拿到上市指标,也不可能在与证监会发生争执时能策动相当一级的人物三次给国务院领导写信并最终取得了明确的批示。但是,这些并没有能影响证监会作出取消凯立上市资格的决定。
水皮对凯立案中的是非并不感兴趣。事实上,北京中院的一审判决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证监会退回人家的申报材料行为违法,责令证监会恢复对凯立公司股票发行的核准程序,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决定。在一个民主意识日渐浓厚、法律环境日臻完善的社会里,民告官,或者官告民都是很正常的,哪里都有害群之马,谁都可能或不到位或出位,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既是最终的,也是公平的选择。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应该的因素并没有在凯立案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从2000年2月21日到2000年8月16日,仅仅为此案的受理就耗费了凯立公司整整半年的时间,先是没有法院愿意受理,接着好不容易立案了又裁定不予受理,如果不是证监会在此期间退回了凯立的申报材料,凯立公司变更讼诉请求,天知道会是个什么结果。更让人感到不安的是,围绕着凯立案的两
种议论:一种就是状告证监会,把中国证券市场搞乱了,这个责任谁承担;另一种就是胆敢状告证监会,凯立还想不想上市?
在很多中国企业心目中,中国证监会的强势地位已经超越了银行和财政,因为手中掌握着上市额度指标,因此“跑上市”已经成为北京的一大新景观,和“双轨制”期间实力部门门庭若市的盛况没什么两样,与此相反的则是上市公司的质量江河日下,发行不到半年的新股竟然有70%达不到预测业绩,从ST红光到大庆联谊、ST百文、东方锅炉,欺诈上市已经成为一种现象,要说搞乱中国证券市场的不是那些前赴后继的“垃圾股”又能是谁,又是谁批准他们登堂入“市”的?
凭良心说,在水皮心目中,证监会是中国政府序列中最为开明的一个部门,面对舆论的批评,既不急扯白脸地辩解,也不上蹿下跳地封杀,说不上虚怀若谷,兼听则明的风度是有的。更为可贵的是,新任主席周小川上任后,在市场能决定的事交市场决定的理念下,证监会加快了自我削权的速度,弱化自己的权势来换取制度的建设是需要一点勇气的,也是令人肃然起敬的。那种认为凯立状告证监会就是自绝门路的议论是把证监会往扁里看了,证监会是黑社会吗?
证监会的特别顾问梁定邦先生日前表示,证监会需要吴敬琏先生这样具有批判精神和勇气的经济学家作为制衡力量。水皮则想,如果新闻传媒作为社会监视器的作用再强化一点,是绝对有助于中国证券市场规范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