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新年经济展望
GDP增长8.0%― ―2000年以这样一个“久违”的数字,为“九五”、为20世纪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这也标志着我国基本摆脱了亚洲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经济出现重要转机。
与前两年依靠国债投资独力支撑经济增长不同,2000年经济运行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三驾马车”齐头并进,共同拉动经济回升。1-11月份累计,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城乡集体和个人投资)增长11.7%,增幅比上年同期提高4.9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9.8%,增幅提高3.1个百分点;出口总额增长30.1%,增幅提高23.5个百分点。
2001年经济发展的前景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三大需求全面回暖的势头能否继续保持下去。
投资:继续担当重任
在三大需求中,投资堪称引领中国经济走出亚洲金融危机泥淖的头号功臣。连续三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扩大国债发行规模,以及采取暂停征收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等政策措施,有效地刺激了投资需求,促进了经济发展。据国家计委介绍,1998年-2000年先后发行的1000亿元、1100亿元和15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共带动了7500亿元银行贷款和自筹资金。国债项目投资1998年拉动经济增长1.5个百分点,1999年拉动2个百分点,2000年预计约可拉动1.7个百分点。
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2001年将进入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第四个年头,加之又是“十五”计划的第一年,有人估计国债的发行规模不会少于去年的1500亿元,投资拉动将在经济增长中继续担当举足轻重的角色。即便依据一些较为保守的预测,200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仍有望增长10%左右(其中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投资增长10%以上),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保持在40%左右。
特别是随着西部大开发进入实质性阶段(中央有关具体政策已于日前正式公布),西部地区的投资力度必将进一步加大。实际上,在2000年的投资格局中,西部就已成为最引人注目的“亮点”――前11个月投资增长17.9%,比东部高出6.1个百分点,比中部高出2.7个百分点。
2000年以来,民间投资不振的局面也已初步有所好转。去年上半年,城乡集体和个人投资增长7.9%,前三季度增长7.5%,预计全年增长可能接近8%。如何适当地调整国有投资的方向和力度,以期更好地产生“引致效应”而不是“挤出效应”,从而进一步激活民间投资,是2001年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消费:城乡失衡堪忧
作为扩大内需的另一个重要方面,由于近几年相继出台了降低银行利息、开征利息税、实行储蓄实名制以及提高中低收入阶层收入、延长节假日期等若干鼓励消费的政策措施,2000年的消费市场稳中趋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在多数月份都达到了9%以上的高增长,预计全年可增长9.5%,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60%以上。
遗憾的是,消费市场的“红火”场面仅限于城市,广大的农村市场却乏善可陈。去年前11个月,城市消费增长10.7%,农村市场增长8.3%,后者低于前者2.4个百分点。
考虑到农民增收的现实难度,这种城乡市场严重失衡的局面2001年恐怕不会有根本改观。从去年年底确定的政策措施看,今年部分城镇居民的收入将通过增加工资的方式继续获得提高,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加快也将对城镇居民支出预期的稳定和消费需求的增长产生正面影响,“鼓励汽车和计算机进入家庭”等口号的明确提出则有助于新消费热点的培育和形成;而对于久启不动的农村市场,人们最大的希望就在于税费改革的全面铺开能够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提高农民收入,同时继续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打破制约消费的“瓶颈”。
一般预测认为,2001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仍可维持在9%-10%,城乡市场消费差距为2个百分点左右。
出口:蕴含较多变数
外贸出口的增长速度在2000年各项宏观经济指标中遥遥领先,甚为惹眼。上半年出口月度增长基本都超过了30%,下半年虽受上年基数较大的影响而有所回落,但仍明显快于其他指标。全年累计出口增长至少在20%以上。
出口对于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固然可圈可点,但却不应过高估计。必须注意到,在出口快速增长的同时,进口也在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去年前11个月累计,进口增长37.4%,比出口高出7个多百分点;外贸顺差236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减少28亿美元。净出口的下降使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打了不少折扣。
2000年出口的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两个方面:一是世界经济复苏、周边国家经济好转、国际贸易增长加快;二是国家多次提高出口退税率、向外贸出口企业提供信贷支持以及扩大生产企业自营进出口权等。2001年,上述政策因素还会在一定时间内发挥作用,但国际环境却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美、欧、日以及与中国经济密切关联的东亚地区经济中均不同程度地蕴藏着变数。不过,许多机构预计,2001年出口达到15%左右的增长速度仍是有可能的,同时由于进口增长也将回落,净出口的贡献率也许不会小于去年。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两个基本结论:第一,2000年经济形势的好转主要是受政策因素和国际环境的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冲动尚未被完全唤醒(进入四季度后主要经济指标又有所下滑便是明证);第二,推动中国经济回升的最主要动力是国内需求,但外部需求的影响力也在加强。基于这两点判断,继续贯彻落实各项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在巩固经济向好势头的基础上“再添一把柴火”,努力推动经济步入自主回升的轨道,成为2001年宏观调控的必然选择。
当然,依靠内需并不意味着忽视外需,尤其不能忽视中国将在今年加入WTO这一里程碑式的事件。融入经济全球化,使得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推进各项改革成为应对激烈国际竞争的现实需要,同时也为调整和改革提供了更多的现实可能。政府的宏观调控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有理由尽快完成从“重数量扩张”到“重质量提高”的转变。(车海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