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现行的国际货币关系格局形成于1976年,即我们经常提到的“牙买加体系”,该体系以国际储备多元化和浮动汇率制为特点,诞生之初曾被认为是一种较为理想的国际货币体系。但实际上,过去20年来,该体系始终在极其脆弱的环境下运行,尤其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其理论缺陷和潜在的危险暴露无遗。
出于政治、经济双重目的,西方国家急于将一些弱小的后市场国家纳入其市场体系并且“成果显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世界银行对当时的国际金融形势满怀自豪地总结道:“世界各国的金融市场迅速整合为单一的全球化市场,发展中国家尽管各自起点和速度有所差异,但无一例外地被融入这一全球化进程。”即便危机发生后,美国等发达国家仍刻意回避资本监管,片面强调资本交易自由化的好处。事实上,加入世界市场后,资本流入固然可以带来不少好处,但其易变性所招致的巨大损伤力也是难以克服的,许多国家在尚未建立起一个足够强大的、能够应付短期资本撤离的金融体制之前,就盲目开放了其短期资本市场,最终遭受了灾难性的损失,至今尚未恢复元气。
国际市场对美元高度依赖,从而导致发展中国家的汇率安排仍以美元为核心。尽管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各国基本实现了储备货币的多元化,但从实际情况看,虽然几经沉浮,美元主导国际储备货币的基本格局并未明显改变:在国际贸易中,接近半数的交易以美元为主要计价货币;在国际金融市场的有关交易中,美元更是极为重要的交易货币。这使得各国尤其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美元的汇率变动,并进而导致这些国家汇率制度安排的实际操作与名义安排相背离。
此外,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不存在能够独立执行经济政策的国际机构。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一个旨在稳定国际汇价、消除妨碍世界贸易的外汇管制,并通过提供短期贷款解决成员国国际收支暂不平衡问题的国际机构。在实际操作中,IMF对危机国家进行资金援助的同时,迫使其按照自己开的“药方”进行调整和改革。这些“药方”被称作“华盛顿共识”,主要内容如下:实行双紧的经济政策,提高利率;整顿金融机构,实行更严厉的破产法,以消除道德风险;采取更加审慎的监管规则;加速市场开放并迈向自由化,取消不平等的补贴等。且不论其救援目的为何,就政策本身是否恰当,已遭到了斯蒂格利茨在内的许多经济学家的抨击。尽管如此,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无论经济实力还是政治地位均无法改变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尤其是危机中国家非常需要援
助,被迫与IMF合作,不得不忍受经济紧缩和高失业率。当然,也有些国家如马来西亚权衡利弊后,拒绝了IMF的援助和结构调整计划,依靠自身力量克服困难,渡过危机。
鉴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种种弊端,就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形成了无数种方案,舍弃掉各种方案的技术细节和差异,我们可以将这些方案归结为三个流派:
第一个流派主要是以现国际金融机构为代表,他们认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已经基本完善,现在需要解决的只是推广的进程问题。
第二个流派可称之为“回归布雷顿森林体系派”,他们认为现存的国际金融体系已经“江河日下”,简单地修修补补已无济于事,必须进行根本性改革,建立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鲁宾提出建立世界金融体系的“新大厦”,甚至乔治?索罗斯也同意这一主张。这一流派虽然也坚持全球自由化,但同时建议重新设立“托宾税”来控制资本流动,即对所有与货币兑换有关的国际证券和外汇即期交易征收税率统一的国际税,以交易成本的提高来减少国际资本流动的不稳定性,并降低国际证券价格和汇率的波动性。托宾将国际交易税形容为“向国际金融的车轮撒沙子”。其优势在于减少汇率的脆弱性,削减国际金融市场对国家政策的影响力,有利于维护政府在决定预算和货币政策方面的权力。
第三种流派坚持“反全球化”。该流派认为现在的国际金融机构盲目倡导并推行全球自由化,误导了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模式,使得这些国家错误地、过高地估计了引进外资和出口增长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从而不加区分地一体化本国经济。所以防止持续化、经常性的金融危机的出路在于:一国经济“反全球化”,更多地依赖国内市场和国内资本来源;进一步加强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形成地区性的保护市场;革除旧体制,实行更加健康的增长模式。
可以肯定的是,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已明显不适应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一种合理、稳定的国际货币新秩序必将在不久的将来出现,这一新体系将呈现出以下特点:美国模式对新兴市场的样板和领导作用将明显减弱;世界货币体系将进一步分割,各国金融制度差异性将逐步增多;IMF、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的权威性将有所下降。(魏海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