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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废墟中建立起新中国财政
伴随着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新中国财政也在极其困难的经济环境中、在战争的废墟中建立起来。这是中国人民在站起来之后,寻求经济独立的一个重大转折。
在旧中国的历史上,中国财政一向是以贫弱的姿态出现在世界面前的。我们可以历数清政府割地赔款的屈辱,可以看到中国财政收入主要来源―――海关被外国人所把持,可以看到旧中国民不聊生,恶性通货膨胀的局面。这一切都随着新中国的建立,掀开了新的一页。
旧中国给新中国的财政留下了什么?
工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如果将1949年与抗日战争前比较,农业产值降低二成以上,工业产值降低一半以上;上万公里的铁路线路和3200多座桥梁遭到严重破坏,津浦、京汉、粤汉、陇海和浙赣等主要干线,几乎没有一条可以全线通车;恶性通货膨胀与庞大的投资资本,加剧了物价的波动和物资的匮乏。这一切使新中国的财政面临极其困难的局面,国家财政收入远不能满足财政支出的需要,1949年财政收入只有303亿斤小米,赤字达264亿斤小米。
面对严重的经济困难,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采取实行集中统一财经体制以及调整工商关系与税收等措施,打击投机资本和平抑物价。面对党和政府采取的各项措施,上海的资本家曾经嘲笑说,共产党是军事100分,政治80分,财经打零分。但是经过与投机资本的较量,让人们看到的却是另外一个情景,这就是在短短不到3年的时间里,实现了恢复国民经济、扭转财政困境、启动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重大转变,实现了财政收支由赤字转为盈余。
到1952年,在三年经济恢复时期,新中国财政总收入为361.07亿元,总支出为362.19亿元;基本建设支出为86.21亿元,占三年财政总支出23.8%;经济建设投资、文教卫生科学事业投资以及社会救济等投资占三年财政总支出的40.5%。这些投资巩固和扩大了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也扩大了国有经济向国家提供财政收入的比重。1950年国营经济向国家提供了21.75亿元的财政收入,占财政收入35%;1951年提供了59.74亿元,占财政总收入的47.8%;1952年增加到101.01亿元,占财政总收入的58.1%。国营经济上缴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增加,进一步巩固了国家的财政基础。
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标志这三年经济恢复工作的胜利完成,同时也为进入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
税收收入突破万亿元大关
税收是一个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没有稳定的税收收入增长,就没有稳固的财政基础。到2000年,中国的税收收入已经突破1万亿元大关,这在中国税收历史上是一个耀眼的亮点。
在旧中国,苛捐杂税曾经是历代统治者用于搜刮的重要手段,老百姓也在苛捐杂税的重负下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在新中国成立后,对于国民党政府沿用的税政法制进行了清理。
1950年1月30日,政务院发布了《全国税政实施要则》,规定了税收立法权限,并从1950年起在全国实行。《要则》规定要在全国统一征收14种税,废除了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种种苛捐杂税。据不完全统计,仅上海市废除的苛捐杂税就达300余种。
1950年1月,政务院颁布了《关于关税政策和海关工作的决定》,关税从此立法,从而使我国关税真正成为保护国内生产,发展平等贸易往来,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工具。
自此,中国税政长期不统一的局面宣告结束,新中国开始了统一税政。
我国的税制大体经过了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50年,建立了新中国的新税制;第二阶段是1958年税制改革,主要是简化税制;第三阶段是1973年税制改革,其主要内容仍然是简化税制;第四阶段是1984年税制改革,主要是普遍实行了“利改税”和改革工商税收制度;第五阶段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
分税制改革将税种统一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建立了中央和地方两套税收管理制度,分设两套机构分别征管;在核定地方收支数额的基础上,实行了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的税收返还与转移支付制度。
重点建设挺起国民经济脊梁
从1953年起,我国开始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到1957年,我国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奠定了国家的工业化基础。
据统计,第一个五年计划原订的全民所有制基本建设投资为427.4亿元,实际完成588.47亿元。国家财政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收入任务,是基本建设投资超额完成计划的重要条件。在国家全部基本建设投资中,国家预算内投资为506.44亿元,占86.1%。五年计划完成后,新中国新增固定资产达到492.18亿元,新中国的五年建设成果,超过了旧中国70年建设总和的2.5倍。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由国家财政集中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31.3%,也就是说,每创造100元的国民收入,其中有三分之一由财政集中分配,这种按照当时历史条件由国家集中资金进行重点建设的制度,对于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的奠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从“一五”到“九五”,中国财政经历了九个五年计划,财力的增长为中国经济建设提供了巨额资金。1950年,新中国财政收入仅为62.17亿元,到2000年11月,已经达到11912亿元。历史证明了一条真理:没有强大稳固的财政,就没有国家的经济独立。
“金边债券”重现风采
债务的变迁反映中国财政的演变历程,债务是新中国财政变迁的一个缩影。
为了弥补1950年的财政赤字,回笼货币,稳定金融物价,新中国政府采取了发行公债的办法。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决定》,确定在1950年内发行两期,每期发行1亿分,以实物计算,年息5厘,分5年还清。这可以说是新中国发行的第一笔债务。
从1953年起,我国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为了筹集建设资金,加速工业化进程,我国从1954年到1958年连续发行了5次“国家经济建设公债”,实际发行额达到35.45亿元。其后,中国政府先后停止了举借内外债的活动,进入了1959年到1978年的“既无内债,又无外债”时期。
1978年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对国债的认识逐步深化,国债是国家筹集建设资金和调节经济的重要手段,国债重新回到了中国经济的舞台。
1981年初,国家重新发行国债。但是,在国债发行之初,人们基本还没有投资意识,发行、购买环节都把销售国债当成政治性任务,靠行政手段摊派来完成。到80年代后期,国债“金边债券”的性质和投资价值逐渐被人们所认识,逐步实现了国债发行市场化,国债的功能终于被投资者所认可。
重点保证科学教育支出
科教事业发展历来是中国政府财政支出的重点,改革开放20多年来,国家财政在预算安排上,始终把对教育、科技的资金投入予以重点保证,并积极支持和促进教育、科技事业单位开辟多渠道筹集资金,初步形成了多元化多层次的投入体系。
在“六五”期间,国家财政用于科技和教育的支出共达到1226.63亿元,比“五五”时期的659.72亿元增长86%;
“七五”时期,国家财政用于各类教育事业费支出等共计1800.15亿元,比“六五”时期的823.35亿元增加976.8亿元,增长118.6%;“七五”时期,国家财政用于科技方面的各项支出达614.47亿元,比“六五”时期的403.28亿元增加211.19亿元,增长52.4%;
“八五”期间,财政对教育事业的拨款累计达到4124.43亿元,其中,1995年为1196.65亿元,比1990年增加734.2亿元,年均增长20.9%;国家财政对科技支出累计达到1146.17亿元,其中,1995年为302.36亿元,比1990年增加163.24亿元,年均增长16.8%。
1999年,国家财政安排教育事业费1501.4亿元,实际执行数为1524.52亿元,完成预算的101.5%;国家财政安排的科学事业费为167.32亿元,实际执行数为168.53亿元,完成预算的100.7%。
积极财政政策调节经济
在我国财政运行历史上,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可以说是最为重要的一笔。
1998年,我国经济遭受了严峻的考验。在这一年里,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面对这来自三个方面的挑战:一是不断加深的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二是遭受了历史上罕见的洪涝灾害;三是经济供求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经济增长明显受到需求不足的制约。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解决国内需求不足的矛盾,走出经济周期的低谷,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的的战略部署,实施了一系列的积极财政政策,有力地拉动了经济增长。
到2000年,我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已经是第三个年头。
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的一个明显成效就是使国民经济运行出现了重要转机。国有企业改革取得重要进展,经济效益显著改善,经济结构调整步伐加快,社会需求回升,对外贸易出现高速增长势头,各项宏观经济指标继续朝好的方向发展。国民经济运行出现的良好势头充分说明,党中央、国务院实施以积极财政政策为主要内容的各项宏观调控措施是完全正确的。
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带动了投资和消费,扩大了内需,推动了出口,促进了经济增长、结构优化和经济效益的提高,也为财政收入增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肯定地说,没有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就不会有今天经济发展的良好局面。
敲开国际资本市场大门
1986年11 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出现了历史性的一幕,邓小平同志会见了以赫尔林为首的纽约证券交易所代表团,当邓小平同志和赫尔林两个人双手握在一起,并向赫尔林表示欢迎的时候,全世界的目光随着聚光灯的闪烁凝聚在这一时刻。这个历史性的握手,标志着中国迈向国际资本市场的大门已经打开。
在中国财政对外关系中,与世界银行的合作是卓有成效的。自1980年我国恢复在世界银行的合法席位之后,我国利用世界银行贷款逐步增加,曾经连续四年成为获得世界银行单年度贷款承诺额最高的国家,每年约30亿美元。其中“八五”期间是我国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卓有成效的时间,通过项目76个,承诺金额136.84亿美元。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在投向上体现了国民经济发展重点和产业政策,遍及农业、能源、交通、工业、教育、卫生、城建和环保等国民经济的重要部门,绝大多数都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这些项目中,有黄土高原水土保持,西南扶贫,甘肃河西走廊农业开发和山西农业开发等直接扶贫开发项目;河南郾师电厂、江苏扬州电厂等大型火力发电项目,二滩水电和四川输变电项目;新建国道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世界银行的长
期优惠资金对缓解我国建设资金的短缺,改善我国的外债结构,促进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据统计,截至今年11月底,全国共批准外商投资企业361513家,合同外资金额6626.29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为3440.92亿美元。由于今年合同利用外资金额大幅度增长,明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将保持良好势头。
作为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吸收外国投资始终是一项“重头戏”。“九五”期间,我国累计利用外资达到2800亿美元,比“八五”期间增加1100亿美元;外商投资从1993年起连续7年居发展中国家之首。2800亿美元外国投资带来了大量税收,增加了外汇储备,创造了就业机会。统计表明,1999年,外商投资企业缴纳税收增长33.78%,成为增速最快的税源之一,纳税额占全国工商税收的16%,比“八五”末提高5个百分点,为国家财政收入的稳步增长提供了强大支持。
实现可持续稳定发展
江泽民同志2000年1月19日在省部级领导干部财税专题研讨班上指出,建立稳固、平衡、强大的财政,制定和实施正确的财税政策,努力做好财税工作,是我们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现跨世纪发展宏伟目标和中华民族全面振兴的必然要求。衡量财税工作做得好不好的根本标准,就是要看是否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是否有利于维护好、实现好和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否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和安全、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
今后一个时期,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后发展的重要时期,针对财税领域里存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财政改革和发展的主要任务是:在支持和促进国有企业、社会保障等领域进行全面制度创新,保持国民经济健康快速发展的同时,使财政改革在一些重点和难点问题上取得重大突破,缓解财政面临的压力和风险,实现财政的可持续稳定发展。
一,转变财政职能,调整支出结构,建立公共财政基本框架。首先,要大幅度减少对一般性竞争行业中国有企业的资金投入和亏损补贴,使财政逐步退出一般性竞争领域;其次,对那些可以完全实行企业化经营的事业单位,在条件成熟时终止财政拨款,将其完全推向市场;第三,在削减不合理支出的基础上,相应增加基础设施、科技教育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
二、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建立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
一是在进一步明确划分中央和地方政府事权的基础上,适当调整各级财政支出范围;二是在财政收入不断增长的前提下,从增强中央财政宏观调控能力的要求出发,合理调整中央和地方的收入范围,加强中央政府对主要财政收入的控制能力;三是改进过渡期转移支付办法,通过改革将税收返还和各种补助纳入规范化转移支付制度。
三、积极推进税费改革,提高财政收入“两个比重”。
要在取消不合理、不合法收费的同时,将部分具有税收特征的收费,用相应的税收取代;将一部分非政府性的收费,转为经营性收费,界定和规范政府行为。同时对保留的少量政府收费,实施规范化财政管理。与此同时,进一步调整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增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
四,加快财政管理制度创新,完善财政监督管理机制。
一是改进支出预算编制方法,完善财政支出的约束机制;二是要加快会计管理制度建设,在改变对企业和单位微观财务事项具体管理方式的同时,加强国有资产管理,并对财税执法部门收支实施有效监督;三是要加快财政管理制度创新,建立健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财政监督管理体系;四是使财政管理工作法制化、规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