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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近年终,翻开家用袖珍小账本算了一下账,竟发现我每月抽烟喝酒的开支,将近三百元!我有些怀疑:我虽烟瘾不小,每月买烟5条,但绝大多数是每包3元以下的“红豆”,只有外出时在外面的口袋里才放着一包“精白沙”之类的好烟;酒呢,一直是喝廉价的农家谷酒,怎么可能会花费这么大呢?再算一次,没错,就是这么多。
唉,工作三十多年,如今退休了,每月花300元,也不算太奢侈了吧!转念一想,每月300元,一年3600元,按前一段时期的价格,可从农民手中买稻谷一万斤!不禁出了一身冷汗。
事后,我与一位朋友讲到这件事。这位朋友说,你老人家也太刻薄自己了。你没看见,有些人才当了几天局长,什么时候从口袋里掏出来的不都是二十多元一包的“芙蓉王”?想想也是事实。倘也来算一算,就按每天只抽一包算吧,这些人一年就要“烧掉”24万斤稻谷,只是懒得去算这细账罢了。
其实,当今我们国家工于心计精于计算者不乏其人。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安徽省阜阳市所辖的蒙城县有一乡长,他将妻子喂牛养猪挣来的3万元强行拿走,又跑到银行贷款1万元,从阜阳原市长肖作新那里买到一顶镇长的“乌纱”。半年之后,他就还清了借妻子的3万元,还给了2万元的“利息”。你看,此人买官前的财政收支“预算”是何等精确!臭名昭著的成克杰大笔一挥,将南宁市85亩地的售价由每亩96万压到55万,一夜之间,他便有了1800万元“进账”。
1800万元啊!按本人所在地1999年农民人均纯收入2296元计算,相当于7839位农民一年的辛苦所得。换句话说,至少可养活2万农村人口。然而,成克杰之流从来不去算什么农民的收入账,也不算国家的损失账(仅此一项就让国家损失三千余万元)。他们心里藏着小九九,只拨弄着个人的“小算盘”。
唐代诗人白居易在任县尉(相当于今天的副处级)时,去看了一回农民割麦子的艰辛,又听到了拾穗老妇人“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的诉说,回衙以后竟自我反省起来:“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宴有余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这不也是将自己与老百姓对比在算账吗?
年终已至,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也不妨算算细账:这一年工资收入多少?奖金多少?存款多少?各项开销多少?如果支出加上存款,大大超过正当收入,就不妨想想:这些钱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并且再与当地胼手胝足的农民的年收入对比一番,我想也许会清醒许多。至少,不至于到某一天有人帮你来算,发现“巨额财产来历不明”。
应该说,今天绝大多数“公仆”的“年终决算”是收支平衡的,甚至有的人还会出现赤字。但是一定有人无法“平账”,否则为什么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加大反腐倡廉的力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