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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出现通货紧缩的探索,很多人是从经济发展的周期性波动作解释。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经济波动和经济周期的论述表明,导致波动和危机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客观可能性。例如,大工业的生产方式是经济得以跳跃式扩张的技术基础;货币产生后,商品内在的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矛盾外化为商品和货币的对立,货币形式本身潜伏着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可能性;固定资本的周转是经济周期性波动的物质基础。二是主观原因和制度安排上的原因。例如,生产和商业的脱节;社会生产比例的失调;信用制度对波动的杠杆影响;对抗性的分配关系造成狭小的市场等。(洪银兴、1999)在马克思的分析框架中,认为社会上义社会不存在商品货币经济,因而不存在产生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客观条件。而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即使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也没有消灭商品货币关系。我国进行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的体制改革,发展和培育市场经济,把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使现实中的杜会主义经济依然存在着经济周期性波动。
中国经济增长的统计数据表明,从1953年一1998年,我国的经济增长共经历了9个周期(表1),改革前有5个周期,改革后4个周期。无论是改革前的计划经济条件下,以及改革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下都存在经济的周期性波动。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波动主要受政府计划所左右,是一种“计划周期”,经济体制改革以后的经济波动逐渐地增大了市场机制的影响,出现了从计划周期向商业周期转变的过程。1978年以后,我国的经济体制逐步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体制变化必然造成经济运行机制变化,相应地,中国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及其形成机制,也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计划机制逐渐让位于市场机制,即由计划对经济单位和企业的指令性,行政性调节,变为在市场信息影响下,经济利益引导企业和个人进行微观的自动调节。市场机制的出观,导致价格、利润、成本、收益、供给与需求的协调机制产生。这些机制又都围绕着市场竞争和利益得失逐渐展开。计划机制驱动的经济波动力量减弱,市场经济中利益机制驱动的经济波动力量增强,“商业周期”逐步形成。但是,计划经济体制是逐渐让位的,因此,在一个时期内,它与市场经济体制是并存的,也就是说,存在着一个转轨时期,相应地“商业周期”具有一定的不完全性。
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是一种连续不断的运动过程,一般依次分为扩张(上升)、峰顶(繁荣)、收缩(衰退)、谷底(萧条)四个阶段。每一经济周期在上述四个阶段中的表现各有自己的特点,当前主要是要认识到增长型衰退已经取代了古典型衰退。古典型经济衰退表现为经济总体水平出现负增长,增长型经济衰退则表现为经济总体增长率的下降,但在下降的最低点,其绝对水平并不下降。我国的几个经济周期表现为古典型经济衰退是在1976年之前。古典型经济衰退造成总体经济水平绝对量的下降,是计划周期中经济扩张和经济收缩的行政性强启动,导致经济波动大起大落的一种反映。改革后的四个周期,经济增长率仍然有所波动,但GDP增长率一直表现为正值,即使在经济周期的谷底,仍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
增长型衰退有着许多自己的特点有待认识。如我国这一次经济周期中处于低谷的1999年的增长率是7.1%,从世界各国来说仍相当高。再是经济周期波幅和波动系数缩小,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大大增强。这样,过去因经济周期波动的陡升陡落造成严重经济损失,如今随着升降幅度减缓,状况有所改变。不过,我国过去的经济周期出现的是严重的供给短缺和通货膨胀,而此次则先是出现通胀和抑制通胀,随后在1997年出现物价下跌,信用收缩,企业利润下降,失业日趋严重,这种周期现象所反映的需求约束和过去的资源约束“瓶颈”有很大的不同,不能够当作过去周期的重复。
在调控周期波动的对策上,由于人们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直把经济过热,通货膨胀作为经济稳定增长的主要障碍,把抑制总需求过快增长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此番宏观调控虽然实行了积极财政政策,但仍有不少人士把它作为短期灵活措施,仍把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作为必须坚持的中长期政策,一直警惕着防止通缩与通胀的交替出现。所有这些,本来都是过去处理经济周期波动时行之有效的老经验,但实践却表明新的周期中存着新的特点,对周期波动的“通货膨胀恐惧症”会妨碍对通缩的有效治理。(课题主持:戴园晨;课题组成员:杨之刚、俞亚丽、吕志胜、范从来、韩继志、汤贡亮、马栓支、孙宽平;执笔:戴园晨、俞亚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