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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同处青岛的我国家电业两大巨头——海信和海尔互讼上法庭,原因是《青岛晚报》两条新闻中的统计数字中,分称这两家企业空调销售量全国第一。
●2003年3月,TCL通讯公告称由于会计估计不当,2000年TCL通讯财务报表中共出现了4952万元的虚增利润。
●2004年2月,中国保健食品协会因有偿评比、乱排名被注销。该协会先后进行的“优秀企业家”、“销售第一”、“销量第一”、“50强企业”评比均为花钱买名次的虚假信息。
“各种部门对统计数字的滥用很严重。”国家统计局统计设计管理司研究处处长、高级统计师徐荣华这样感叹。但他同时坦承,目前我国并没有制定出台相应的限制法规。信息发布机构权力日益扩大,信息腐败等一系列问题也就由此而生。
上报数字——多少能信
“每年的统计报表是填不完也看不懂。”一位房地产开发商这样向记者抱怨。他所经营的楼盘每年都要与统计局、土地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等诸多部门打交道,填写名目繁多的统计表。据他说:“每次都是草草应付完了事,就是个形式,反正也没人查。”
“我国现阶段仍有相当数量的政府统计数据是靠传统的全面报表调查方式取得,这种数据的准确性最受质疑。”徐荣华处长表示。逐级上报的方法是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配套的,但现阶段市场经济条件下显然不能再照搬以前的统计模式。
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院教授何晓群指出,虽然根据《统计法》,企业有上报数据的义务,但是实际操作起来却很难要求无偿提供信息的企业自觉地填写报表。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基层统计报表越来越复杂,如果一个统计员对企业经营情况不了解,不掌握基本的统计、会计基础知识,恐怕很难填写出高质量的统计报表。
据介绍,在发达国家,政府统计部门大量采用抽样调查方法,同时尽可能利用部门行政登记资料,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企业统计负担,并通过上门调查或对企业统计人员培训,获得高质量的企业原始数据。多年来,我国政府统计部门一直致力于推行抽样调查,但由于来自各部门、各地区的阻力,收效不大。大部分统计调查工作还是由各部门、各级政府统计机构按传统的全面统计调查进行,且统计标准、口径不尽一致。经常是一个市长口袋里装了几套数,到时候该用哪套,自己心中清楚。
统计口径——为何不一
游泳馆应该归入“公共设施”还是“体育设施”?文章开头那位地产开发商提起这个问题就一脸困惑。于是每次填报表时,楼盘内兴建的游泳馆都会在这两个条目下重复出现,如此的交叉统计如何能使数据准确?
徐荣华处长指出,统计报表中各种缺少注解的模糊条目总是令企业晕头转向。主要原因在于我国一直未能建立一套与国际接轨的统计标准体系。比如人口统计,国际通行做法是统计一年以上常住人口,而我国目前至少有总人口、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等三种统计数据。
徐荣华认为,就业、失业方面的统计数字就更加不具可用性,目前的相关统计只涉及城镇地区,而且只统计登记失业率,不统计实际失业率。单就城市而言,未登记在册的失业者、隐性就业的劳动者及未就业的毕业生都是游离在失业、就业两个数据之外的。
据徐荣华介绍,目前我国已有的统计标准包括:《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全国工农业产品分类与代码》、《划分企业、事业、机关单位的暂行规定》、《职业分类与代码》等。在上述标准中,《全国工农业产品分类与代码》存在严重缺陷,产品仅指有形的可供运输的货物产品,而没有包括服务产品;很多货物的具体分类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相矛盾;一些为满足特殊目的而在统计基本分类基础上进行的高层次综合分类亟待建立,如文化产业、IT产品和行业、高技术产品和产业等。
更为严重的是一些部门对已有的标准不严格执行,而是按部门的传统惯例设计统计指标、开展统计调查,不仅大大降低了数据的可用程度,还严重危害了统计数据的整体质量。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自成一体的乡镇企业统计,其统计范围不仅包括农村区域范围内的各种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还包括农村居民在城市办的企业。它几乎与其他所有部门的统计均发生交叉,但数据根本无法衔接。
人为干扰——有多严重
“数字出官,官出数字”在社会上流传已久,这句话说出了两个方面问题,一是统计数据能为个别人谋取利益,二是个别人能随意左右数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明文规定:“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的领导人不得强令或者授意统计机构、统计人员篡改统计资料或者编造虚假数据。”由于统计法的具体执行部门是各级统计局,而地方、部门领导掌握着统计局的经费、编制,甚至统计局长的“官帽”,因此对一些特定的对象,在执法过程中难免显得无力。
此外,现阶段我国的一些政策,如考核制度、用人制度、扶贫政策等使用统计数据,这本身是无可指责的,问题是只注重个别经济指标,而忽视了统计数据的系统性和全面性,又不加以验证和评估,更加助长了人为干扰统计数据的欲望。
长久困惑——谁是“第一”
细数起来,恐怕每个行业龙头老大的位置,都会让人想到两个以上的名字。就以啤酒业为例,燕京、青岛还有最近大手笔收购频出的华润集团,都曾经以“第一”自居。
在啤酒业内,燕京、青岛和华润一直在各媒体为其提供的冠军宝座上轮流坐庄。仔细研究那些看起来令人信服的数据就会发现,同是“第一”,各集团用来“撑腰”的数据却各不相同。占据北京市场85%份额的燕京啤酒一直强调其“产销量”达到了每年200万吨以上,而青岛啤酒经常提的是自己的“产量”突破了每年300万吨。具备外资背景的华润最常用的数据则是“产能”,刚刚宣称在收购了钱江啤酒之后年产能将达到456万吨。
消费者们关心的只有一件事:哪家企业的啤酒最好卖。但是现在,他们所能了解的只有各媒体发布的这些看不懂的数据。
我国长期以来对外公布的仅仅是统计数据本身,不对数据的概念、调查方法、计算方法和准确程度等加以说明。2002年,我国加入国际数据公布通用系统(GDDS),承诺按照国际标准改进中国的统计公布制度,增加统计数据的社会透明度,但愿以后的数据能让人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