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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是一面镜子,这面镜子折射出来的是转变社会经济发展方式的新思路;
“中部崛起”的概念第一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这让中部的政府、代表和群众激动起来;
西部开发是一个持续的过程,目前西部存在的问题仍然值得高度关注,如何在发展东北的同时兼顾西部,这很重要。
上篇:东北是一面镜子
“东北是一面镜子。”这是记者与一位来自东部地区主持商业工作的政协委员长谈后的结论。这面镜子则折射出了几乎所有的问题:“困难国企”、“贫困职工”、“地区差异”、“贫富差距”。
从新一届政府施政角度来看,东北这面镜子折射出来的则是转变社会经济发展方式的新思路。要达到共同富裕,解决农民和困难国企职工的贫困是核心。北大教授林毅夫委员同意记者的看法:东北问题就是国企问题的攻坚战。
断了奶的“长子”
东北是共和国的“长子”,但一生下来就先天不足。我国劳动力丰富、资本短缺,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只有靠政府压低利率、汇率以及各种投入品价格,并以计划动员和配置方式,集中建立起来。市场经济中,企业一被断奶,
问题就现显出来:靠自己活不了。另外,东北国企像所有国企一样背负着养老、冗员等社会性负担。
如果企业自己缺乏生命力,给再多的财政支持也不长久。因此,林毅夫认为关键在于消除政策性负担,提高国企自生能力。
“治本之道是消除政策性负担,使国企没有向国家要保护补贴的理由,并和其它所有制的企业平等竞争,靠改善自己的经营管理水平就可以提高利润。这样政企才能分开,改善公司治理才能获得预期效果。”
对于企业社会负担,好在关于剥离养老、冗员等问题已是政府和社会各类人士的共识。
根据发改委副主任张国宝8日透露的消息,“把在辽宁进行的城镇社保体系试点今年扩大到吉林和黑龙江两省,这个文件已经下达了。”“对于部分企业历史形成的确实难以归还的历史欠税,按照规定条件,经过批准后给予豁免。”
不过认识归认识,实践才出效果。今年的两会吴敬琏教授再提“补充社保基金”的建议,可谓用心良苦。
不过即使通过“建立统账结合的社保体系”和“实施冗员下岗再就业措施”解决了企业的社会性负担,也不能一劳永逸。关键还是孩子断了奶后怎么办?
林毅夫的担心是:如果不对“资金密集度过高不符合我国比较优势”有一个清晰认识,即使社会性负担剥离了,在开放、竞争性的市场中大多数国企还是不会有自己生存的能力。自己不能成长,国家保护和补贴就断不了,公司治理、产权明晰也就难于产生预期的效果。
断奶后怎么办
如果东北的问题是国有企业没有自我生存能力的问题,那么改革中企业的自我生存能力又从何而来?
林毅夫提出分四种不同方式解决企业问题:第一、国防企业只能由国防预算直接拨款来维持其经营和发展,给与必要监管。
第二、产品有很大国内民用市场,但是资本非常密集的企业,可以与发达国家同类企业合资,或是直接到国外资本市场上市的方式获取国外资金,克服国内资金相对稀缺的劣势。比如东北的汽车制造企业。
第三、一些老军工、重工企业,产品老旧且市场容量小,但拥有相当好的工程设计力量,可以利用其工程设计能力,转产劳动力较密集、在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的产品。
最后,一些国有企业,其产品已无国内市场,而又无工程设计、管理力量上的优势,缺乏转产的可能,只好让其破产。
两会前,国资委出台了一个《关于加快东北地区中央企业调整改造的指导意见》。该《意见》与林毅夫的建议有异曲同工之妙。根据指导意见,东北企业建设改造主要分四个层次进行:
一是加快鞍钢、一汽和中石油、中船重工东北地区企业的技术改造步伐,集中力量建设油气、钢铁、汽车和造船生产基地,使之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集团,发挥中央企业在国民经济、区域经济和行业中的主导作用。
二是推进石油石化、重大技术装备、微型汽车、民用飞机和直升机、汽车发动机、航空发动机等生产企业的建设改造,吸引国际一流跨国公司投资、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优化产品结构,进一步确立在行业中的优势地位。
三是进一步加大军工企业的技术改造力度,提高军工企业的技术、装备现代化水平,加快结构调整,培育、发展一批主导民用产品,提高市场适应能力。
四是其他企业要以市场为导向,围绕主导产品加大技术改造力度,促进产品升级换代;在具备发展条件的技术、人才密集区,培育、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优化产业结构等。
防止新一轮赶超
东北是一面镜子,它所折射出来的是新一届政府新的发展观:抛弃赶超的传统观念,顺应比较优势,让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最关键的地方去。这一点与“将有限的财政用在农业上”思路一致。
对于东北问题,温家宝总理已经明确谈到“坚持立足现有基础,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坚持依靠市场机制,正确发挥政府作用”。从中央层面,到相关部委出台的政策,基本方向明确。
但是这样的思路如何在地方发展中得到落实?实践中的困难会更多。最大的威胁在于“东北振兴进程应该享受国家大量投资”的惯性思维。如果希望得到最大的投资,简单的办法就是上最新的高科技项目、上资本最密集的项目、超前追求更高的产业结构。
两会期间,振兴东北是热点,但是“振兴东北是否又会变成一次无效的政府大投资”的怀疑声依然存在。
相比西部开发而言,东北具有非常好的生产要素条件,有比较雄厚的机械、装备制造能力,还有稠密的高等级交通网,比较便利的出海条件。一位政协委员对记者说:温总理把目光放在东北是觉得同样的一块钱投在东北可能产生更大的效果。
但是效果的产生却在于钱是否用在了刀刃上。不应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旗号下,发动新一轮的赶超。
林毅夫委员担心“各级地方政府以拔苗助长的方式发动和鼓励当地企业进行产业、技术赶超,再一次导致新的缺乏自生能力的问题。”
林的担心不无道理。本报记者在两会前对东北进行了深入的采访,感觉到“在东北上上下下看来,有了项目就解决了‘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抓项目成为各级政府的工作中心。”
今日的抓项目和昨日的跑项目是“一脉相承”,历史的教训已经非常严重,不能在重走同样的弯路。今后国企的路如何走、地区差距如何缩小?东北就是一面镜子。
中篇:中部期待崛起
余克建,湖南省的全国人大代表。他所领军的湖南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著名的老字号,在医药上市板块里排在十几位。而他的目标是让九芝堂成为中药行业里的第二大品牌。他希望随着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能够走出地方强势品牌的限制,让“北有同仁堂,南有九芝堂”名副其实。
中部的失落
和余克建一样,太多的中部企业和人民都盼望着中部的崛起。
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人民大会堂表示,加快中部地区发展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方面。国家支持中部地区发挥区位优势和经济优势,加快改革开放和发展步伐,加强现代农业和重要商品粮基地建设,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有竞争力的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提高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
“中部崛起”的概念第一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这让中部的政府、代表和群众激动了起来。也让在“东南沿海改革开放”、“西部大开发”和“东北振兴”政策刺激下已经略感失落的中部人,有了些安慰和鼓励,看到了中部的希望。
传统意义上的中部为湖北、湖南、河南、河北、安徽、江西。这六个省份在中国的古代以及近现代史上都曾经有着辉煌的记录。“群雄争霸,逐鹿中原”流传中国几千年的古语倒出了以河南为代表的中部地区地理位置的重要。现在的中部地区仍然是交通要道,连接东西,承南启北。
中部地区六省另外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人口众多,一个河南省目前人口总量就达到了1亿多。
但是由于中部省份都是以农业生产为主,普遍收入水平较低。2001年统计局提供的我国三大地区职工平均工资状况都有增长,且全国职工年平均工资为11110.13元。其中,东部地区增长了16.22%;西部地区职工增长了20.48%;中部地区增长水平最低为13.47%。从地区看,东部地区、西部地区职工平均工资超过万元大关,以省为单位职工平均工资达万元的有14个省,其中东部地区有9个省,西部地区有5个省,而中部地区没有一个省职工年平均工资达万元。
于是,就有了近几年来自河南、安徽、湖南等中部省市的大量民工涌向东部沿海城市的现象。
在工业方面,以武汉为例,作为华中地区的工业重镇曾有过灿烂的一页,武昌造船厂、武汉钢铁公司在中国工业发展史上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但从上世纪80年代之后,便开始衰败。
在东南沿海先富,西部大开发之后,中部地区如何发展已成为人们十分关注的问题。去年,东北振兴又被提上了政府议事日程。一时间,“中部塌陷论“四处弥漫。
期盼着崛起
叶青,湖北省的全国人大代表,去年刚刚就任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之前一直在中南政法大学教书育人。作为一位从事经济研究的官员,常年生活在武汉的他见证了武汉的失落,而只能靠研究来追忆辉煌。令记者没想到的是,叶青作为一位学者型的政府官员,他每天开着一辆最新款的北京吉普车出入湖北省政府。他对于中部崛起的想法和信心也犹如他的吉普车一样充满激情和活力。
“现在对于中部地区来说是发展的好时机”,叶青认为,东南沿海地区越来越现代化,生产成本也越来越高,很多企业开始往内地转移,中部地区应该作好承接。
他认为,湖北作为老工业基地,应把握住我国重工业时代到来、工业结构转型的重大发展机遇,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加快经济的深度发展,并以此带动经济结构的整体性调整。
而且,随着南水北调工程的投资上马、三峡工程续建、老工业基地改造调整的实施,以及东风日产、东风本田合作、武钢二冷轧等一大批重点投资项目的建设和投产,将有利于增强湖北经济发展后劲与活力。
在城市发展规划上,在振兴武汉城市经济圈的同时,湖北省政府开始研究、发展宜昌经济圈和襄樊经济圈,重振汉江经济带,发展长江经济带,形成“三圈两带”的湖北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
王文超代表,郑州市市长,高大英武,沉着而严谨。但他和叶青有着同样的感受,他告诉记者,东部向西部推进的过程中,郑州作为中部的桥头堡,应该抓住机遇起到承东启西,贯通南北的作用。
“看河南形象,先看郑州”,根据河南省政府提出的“中原崛起”的战略,王文超提出郑州要发挥好龙头作用,增强辐射功能。
在王文超的规划中,郑州的经济首先要靠产业来带动,要把郑州发展成为现代制造业的中原基地,大力发展汽车业、电子信息业。同时,郑州还要充分利用交通枢纽的优势大力发展物流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规范改善城市形象,提高城市品位,增强吸引力,把郑州打造成河南城市群对外开放的窗口。
像湖北和河南一样,其他几个中部省份都结合自己的情况提出了崛起计划。
中部的呼声
“东部沿海地区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典范;西部地区一直处于落后状态,为了缩小差距,有了西部大开发;东北地区是我国的老工业基地。而中部地区一直处于比较平均的状态”,余克建简单而朴实的一番话也许道出了中部地区的尴尬。
中部怎么崛起?首先要解放思想,中部地区和沿海发达省份最大的差别是在观念上,这是王文超、叶青、余克建以及其他中部地区代表的共识。
但是考虑到发展需要,中部地区的代表又有着另外一个共识,国家是否也应该给中部地区一些政策支持。
王文超建议,在产业政策方面,国家是否可以考虑把一些重大项目投资中部地区。例如河南有一些丰富的矿产资源,能否在能源方面,优先发展。装备制造业、汽车产业、电子信息业、IT行业是否也应该在中部多发展一些项目。
财政政策方面,中央能否给中部省份转移支付等政策上的倾斜和支持。
在工业方面,河南等中部省份也有一些老工业基地,中央也应该给予关注和支持,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政策是否也适用于中部的一些老工业城市,这样对于我国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和发展都能起到推动作用。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也应该给中部地区更多的关注,改善基础设施建设。
在交通方面,郑州等中部城市基本都具备了铁路和公路枢纽的条件。是否可以考虑在郑州这样的中部城市建立航空枢纽站,连接南北和东西。
金融政策方面,中央也应该给予支持,鼓励一些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部地区。
叶青有着同样的考虑和建议,国家应该给中部地区崛起一些整体性的政策支持。例如东北地区的投资政策、财政转移支付政策、税收政策、金融政策以及社保政策等是否都可以适用于中部?
“我们已经失去东南沿海开放、西部大开发这两次机会了,我们这次应该抓住第三次机会,否则中部真有可能塌陷”,最后,叶青充满希望地告诉记者。
下篇:西部还需支持
陕西延安对岔村的王玉虎是1999年记者在西部采访时认识的。
1999年的王玉虎站在对岔村口光秃秃的崖畔向我们描述着他们“退耕还林”的具体做法和对未来满眼翠绿的憧憬。而如今当你驾车驶入延安时,昔日的黄土高原已经披上了片片绿色,这是西部大开发给延安带来的变化之一。
提起西部大开发,宁夏民进主委曹维新有很多话想说:宁夏5万平方米的地方现在高速公路已经建设了500多公里,主要城市像银川市的水处理厂已经建了4座,垃圾处理厂也建了不少。中央提出的“退耕还林、封山禁渔”也得到了较好的贯彻,今年的许多山确实是绿过来了。当初西部大开发,国家提出了“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经济结构调整、科技教育事业”等主要四方面的目标,现在看来,还是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来自重庆的全国政协委员尹明善也向记者表示,西部大开发以来,重庆修了很多公路和桥梁,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很大成效,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也提高了很多,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总的来说,西部大开发的决定为西部人民带来了发展的希望和机遇。
来自西部的荣海代表对西部大开发战略格外关注。他说,国家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很有必要,但应该“东西并举”,“东、中、西互动”,两大战略要协调一致,千万不要忘了西部。他认为,从目前来看,振兴东北的政策可操作性强,东北的基础好,人才资源丰富,再加上有力的政策支持,一定能很快搞上去。而西部的发展远远落后于东部,各方面条件都欠缺,“开发”的难度肯定大于“振兴”。因此,他建议,国家开发西部的政策要具体,尤其要落实到位,特别是金融、税收、某些行业的特殊扶持等政策应尽快落实。比如,国家已经筹备兴办渤海银行、东北银行,能否考虑成立西部银行,加大对西部的金融扶持呢?
荣海说,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到,继续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并且要认真总结经验、完善政策,落实各项措施,积极有序地推进。这些话给了西部人极大的希望,增添了信心。
政协委员李国璋认为,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完全体现了新的发展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其中讲到了区域协调发展的问题,讲到“三农”问题,讲到要加快社会发展等等。总理的报告中很明确地论述西部该怎么样发展,指出西部发展要抓关系到全局发展的重大项目、要发展特色经济、西部的重点区域要加快发展。除此之外,国家今年要拿出1100亿国债资金,主要支持振兴东北和西部开发,其中关于西部的“三农”问题、教育问题、危房改造问题等等,对于西部的关注和倾斜支持的力度还是很大的。
虽然如此,西部的委员们还是强调:西部开发是一个持续的过程,目前西部存在的问题仍然值得大家高度关注。
曹维新表示,实事求是地讲,西部经济结构调整和科技文化教育的步伐相对来说比较缓慢,还需要得到持续大力的支持。单说教育问题,西部的九年义务教育不能很好地落实,这跟国家制定的“政府负责、以县为主”的教育政策有关,应该说西部的义务教育应该国家全面负责,靠西部地方政府的财政肯定不能解决,现在西部很多农村的教育现状不是差不差的问题,而是根本就没有学校、没有教师,这就需要国家进一步出台政策,免去西部贫困地区学生的学费和课本费等等,这是比基础设施建设更基础的东西。
同时,曹维新还提醒,像东北这样普遍存在的老工业基地问题,在西部的重庆、四川、陕西、宁夏等地也存在,比如宁夏的石嘴山市,跟东北的问题很相似,怎么样把建设东北和发展西部的关系协调好,如何发展东北同时兼顾西部,这很重要。
李国璋是兰州大学西部开发研究院的副院长,对于西部问题的研究十分深入。他告诉记者,根据他的研究发现,目前西部与东部之间的差距在逐步拉大,这是应该引起全社会关注的问题。
据李国璋介绍,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东西部都在发展,但是东西部的差距却越来越大。他把西部的12个省市区综合起来跟东部的广东、浙江、江苏三个省进行一个比较,可以看出,改革初期,它们的差距不是很大,改革开放以后,东部这三个省的发展是十分迅速的,跟西部地区大大拉开了距离。具体测算,1978年到1990年,西部与东部的人均GDP差距扩大了1604元,1990年到2002年,这个差距扩大为7742元,这其中仅2000年到2002年两年之间,东西部人均GDP的差距就扩大到了2713元,这两年正好是西部大开发的关键时期,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西部大开发,这个差距的扩大将更加惊人。
李国璋表示,这样的差距扩大速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相适应,也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更与党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不相适应,没有西部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的小康,但是按照国家小康的指标:到2020年,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如果西部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在今后的20年里的GDP总量年均增速保持在11.05%的高速度,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西部与东部发展的差距迅速扩大的状况不能再任其继续发展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