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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圈内的“传言”似乎越来越多。传言仅仅是传言。但圣洁的经济学圈子里为什么会产生这些“龌龊”的传言?这才是让人郁闷的。
2004年1月20日,亚信公司(NasdaqASIA)发布了其2003年第四季度季报。报告显示,截至2003年12月31日,亚信第四季度的总收入为3060万美元,同比增长30%,净收入(除去硬件成本)达到1620万美元,同比增长21%。
在亚信人的努力里面,应该还包含了一种特殊的贡献。
人们记忆犹新的是,去年10月亚信庆祝成立10周年的时候,经济学家张维迎教授以亚信独立董事的身份出现在媒体面前。
1998年,张维迎教授和盛洪教授在《改革》杂志发表了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从电信业看中国的反垄断问题》,文中列举了中国邮电部的种种垄断和压制打击竞争对手联通公司的行为,最后提出了几项具体的政策建议。
看看今天的电信业的实际情况,我们不能不对张维迎等经济学家的政策影响力表示由衷地赞叹——中国电信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按照他们的思路进行的,甚至可以说,亚信这样一家民营企业能够参与并在电信行业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本身就在一定程度上受惠于张教授在政策上的鼓与呼。
看到这里,有人或许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从事电信行业的亚信,为什么要聘请张维迎教授作独立董事,是不是可以更明了一些呢?更为重要的是,在民营企业的利益诉求渠道还不够畅通的情形下,亚信未来的利益,尤其是政策需要,是不是可以通过张教授这样对政策影响很大的著名经济学家来进行游说呢?
这的确是当今中国的一个需要正视的现实问题。
经济学家与独立董事
记者对浙江传化、重庆力帆、上海紫江、上海新航星等企业的调查表明,他们都与经济学家保持密切的联系。但对于课题经费这样的敏感问题,以上企业的有关人士均没有回答。
根据公开信息,截至2001年底,共有274家上市公司设立了独立董事,共聘请或提名了500余名独立董事,其中经济学家131名。在2001年报披露抽样的130家上市公司中,独立董事津贴每年1万-2万元的有18家,2万-3万元的有26家,3万-4万元的49家,4万-5万元的21家,5万元以上的为16家。
据中国证监会规定,一人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最多不得超过5家,独立董事每年为上市公司的工作时间不应少于15个工作日,并确保有足够的精力和时间有效地履行独立董事职责。
无法知道,那些身兼数职、不断出现在大众媒体上、对各种经济问题发表意见、一场接一场地赶场子出席各种论坛和研讨会的经济学家在百忙之中,是如何来履行这么多兼职的应尽职责呢?
股市之争与“利益”
2001年年初,有经济学家“良心”之称的吴敬琏教授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股市黑幕、基金操纵和中国股市甚至不如赌场等严厉批评,被舆论称之为“切中时弊”。然而,2001年2月11日,经济学家萧灼基会同厉以宁、董辅、吴晓求、韩志国4位经济学家举行“恳谈会”,认为“股市已经到了很危急的关头”,“如果这场论战的赢家最后是吴敬琏,那将是中国资本市场的一场灾难”,全面反击吴敬琏关于资本市场的言论。
结合后来吴敬琏和中金公司许小年关于股市的一系列言论,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的杨帆教授认为,吴敬琏作为有摩根斯坦利背景的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许小年作为中金公司的高管,背后是买办资本,他们之所以不断发表对股市不利的言论,目的是打压股市以便让跨国资本低价吃进——不过,这当然只是一家之言,在另外一些经济学家看来当不得真。
仔细观察和思考着的股民,如果把萧教授一贯的言论和股市的现实情况结合起来,肯定会纳闷:为什么不管股市风起云落,萧教授的预测总是利好呢?当然,有可能这只是一个学术问题——萧灼基教授信仰的理论模型就是这样的。
然而杨帆教授却说,萧灼基的家属炒股票这是尽人皆知的事情,他一个女婿就曾供职于某证券公司北京分公司——现在是否还在,杨表示未曾证实。
人们也注意到,萧灼基教授身后有过清华紫光、中集集团、大唐电信等三个上市公司,嘉实、华安两个基金公司,现代资产投资、中国资产管理等两个投资咨询公司。
博览财经公司研究部李主任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记者做这样的选题表示了担心。他认为,个别人不顾中国股市的现实,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创业板的好处,在全流通法人股的问题上积极推动,实际上与他们的关联公司及其控制大量法人股有关。
圈内“心照不宣”的事情
中国人民大学的方福前教授在短暂的交流中,奉劝记者放弃这个选题。他表示,经济学家或者学者,拿某些企业或者基金的资金,作可能有利于出资者的研究,这在经济学界是大家“心照不宣”的事情。
上海财大经济学院院长程恩富教授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对圈内拿企业课题经费而影响研究公证性的事情进行了批评。而一向主要对宏观经济问题发表意见的林毅夫教授,关于可口可乐这一个企业的“实证”研究就很有意思了。
《可口可乐罐装系统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网站上,这篇由林毅夫、平新乔、杨大勇在2000年1月合写的文章赫然在目。文章在结论部分说,“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可口可乐系统的直接经济影响约为94亿元人民币”,“为中国创造了总价值为214亿元的中间需求”,“我们估计,可口可乐罐装生产所单独创造的就业机会约为466078个”。
程恩富教授指出,任何有健全智力的学者在考虑外资饮料产业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时,不可能不考虑它对中国民族产业的“挤出”效应。可口可乐的进入,使中国本土民族饮料企业纷纷倒闭,现在只剩下“健力宝”和“娃哈哈”在苦苦支撑,在这之中损失了多少的产值和利税,使多少中国工人下岗,在研究时必须考虑,不能简单得出增加就业和产值的结论。“问题是,促使那么多聪明的学者这么做的原因又是什么?”程教授反问。
然而,偏颇的也许是程教授。学术无禁区,学者怎么立论是自己的事,与收受捐赠与否,难说就有必然联系。程教授是不是在“嫉妒”?
经济学界的“复杂”
杨帆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到了一件企业花钱请经济学家替自己宣传吹捧的事情。上个世纪80年代,中农信总经理翟新华出书后,花钱请经济学家论证,北京某著名学府的一位经济学家就露骨吹捧翟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天才(翟新华后来因为腐败落马)。
人民大学的孟捷教授向记者透露了一件自己有所耳闻的事情:京城某知名经济学家,以前与红塔集团已经下狱的前董事长褚时健过从甚密,经常往红塔跑。后来两人“合写”过两本书。“据传褚时健曾送过他一辆轿车”,孟教授说。(《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吴立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