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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富豪”可以说是近一个时期媒体格外关注的焦点。尽管这些事件已经引发了中国民营企业“成长期烦恼”的讨论,但这些年来,我们看到太多的“问题富豪”折戟沉沙,落下马来。资金融通可以说是企业的命脉,“问题富豪”落马和碰壁,追根究底往往就是金融问题。如犯有合同诈骗、伪造金融票证、虚报注册资本罪,被判刑18年的杨斌,曾是2001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上的“第二号富豪”。他的落马无疑给提供其信贷资金支持的银行留下一个大大的“黑洞”;又如,曾被福布斯评为内地富豪、河南首富的乔金岭去年9月6日自杀身亡,起因就是由于合伙人债务纠纷拖至绝境。早在10多年前乔与他人在郑州注册一家公司,当时,从辽宁借款1个亿到海南炒作房地产,结果房市泡沫将其1亿元的投资化为乌有。辽宁省高院判该公司还债,后公司转卖至上海,并再次败诉。而其他3位股东早已倾家荡产,只有乔金岭的黄河实业拥有数亿财产,而一旦偿还这1亿多元债务,黄河实业势必被拖垮,对此,乔金岭满腹冤屈,上诉无门、万念俱焚,走上绝路。再如,去年首次上最新一期中国富豪榜名列第61位的四川富豪刘汉是不是“问题富豪”现在还不能妄加定论,但他尚未来得及庆贺,旗下的公司就被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投资机构告上法庭。
“问题富豪”层出不穷,似乎印证了他们在获取财富时就身负“原罪”的假说,尽管这种看法既不深刻,更不理性。但我们分明看过太多的富豪大亨从发迹到毁灭的轨迹。远的不说,从“巨骗首富”牟其中、“走私大鳄”赖昌星、“神秘富豪”仰融、“地产富豪”钱永伟,“两栖富豪”刘波等等,一个个都是从罩着耀眼光环下轰然倒下,突然间从财富的巅峰失速坠入犯罪的深渊。真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场,让我们这些局外的看家不时对这些豪门富贾们投去疑惑和担忧的眼神——不知下一个倒下的富豪又该轮上谁了?
“问题富豪”之问题,可以说是由来已久。改革开放初期,一些人乘着价格双轨制,炒批条、搞官倒,倒卖汽车、钢材、化肥、水泥等大宗紧缺物资,从中赚取超额差价,攫取大量的不义之财,有的人成为腰缠万贯的大款,也有的人则沦为经济罪犯;伴随着改革的深入,市场机制逐步趋于完善,买方市场逐渐形成,商品也告别了短缺时代。在一般商品生产和交换领域,价值规律的调节功能日臻完善,在此背景下,一些求富者纷纷将觊觎的目光盯上资金、土地等“生产要素”领域,意图从这些高度垄断的领域之中,掘取尽可能多的金子。放眼看去,近几年崛起的新富们,不少早已告别了当初的商品经营,摇身一变成为“生产要素”的经营者,这些豪门富贾们既乐于插足于金融市场和债市、股市,更热衷于“圈地”,炒卖地皮。如在香港廉政公署去年发起的“峨眉”行动中落马的钱永伟,他麾下的万泰集团曾以拥有土地储备2400亩,开发过多项房地产项目闻名遐迩。而直到如今,他还欠着银行16亿元贷款没有还清。关于他一夜暴富的神话,最流行的版本是,他下海掘取的“第一桶金”,就是涉足于地产业,并在短时间内敛取了惊人的财富。透过制度的漏洞和缝隙,可以看到这些富豪们的原形毕露,正是他们导演出无数次行贿受贿、拉拢腐蚀、圈钱套钱、偷梁换柱的鬼把戏!
深入了解剖析“问题富豪”的成因,不难发现,这些落马富豪大多做的是“空手套白狼”的买卖,都是玩“空手道”的高手,如在融资过程大耍“高息揽款”的把戏,在房地产开发中大搞“借鸡生蛋”的伎俩。也许有人会说,“问题富豪”与经济奇迹本身就是一对孪生子。但事实并非如此,譬如,近来备受媒体关注的“浙商现象”就是一个明证,在民营企业和富豪最密集的浙江,鲜有“问题富豪”落马现象。在刚刚评选出的浙江省百强民营企业中,入围的企业绝大多数是以制造业为主业,有9家企业年销售额逾50亿元。浙商们很少有人玩“空手道”,而是靠兢兢业业发展制造业等发家致富,致力于“养鸡生蛋”。他们中很多人是从很小的商品开始做起的,做鞋子、做纽扣、做文具……,钱,一分一分地赚;事,踏踏实实地做。因为民企有着充裕的资金,使浙商们无需冒风险搞非法集资,或玩拆东墙补西墙非法借贷的把戏。专家们破解浙商致富的“密码”是:没有靠山,白手起家,再加上吃苦耐劳,精于算计的品质。
浙商之中“问题富豪”之少,让人精神为之一振,眼睛为之一亮。从中也能领悟到别的地方“问题富豪”之多,则必定其中有制度之漏洞,机制之欠缺。对于“问题富豪”层出不穷的现象,诅咒其罪有应得只不过是一种无聊的情绪发泄,冷静思忖制度的缺失并及时加以补救才是治本之策。譬如,在浙江,政府从“松绑放权”到“政策套餐”,在政策上、导向上着力促使民营企业做大做强。过去,浙江的民营企业中也曾出现过一些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的问题,但他们觉悟得早、整治得也早,使得浙商们非常注重诚信,这也是浙商中很少出现“问题富豪”的重要原因。“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一个富豪倒下,或许是自作自受;群体性倒下,则必定有制度上的原因,如果我们不能及时通过制度创新堵塞漏洞,那么,“问题富豪”问题就会更加尖锐,更加让人束手无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