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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最后这一天,CCTV年度经济人物、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副秘书长温铁军先生面对记者发的第一个感慨是:想长叹一声。
这也是他获得CCTV年度经济人物的时候,面对电视观众发表感言的第一句话:“这时候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长叹一口气。”他感觉:“这个事本身好像不是一个高兴的事,我们搞调查研究下乡的人变成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我心情非常沉重,不是周围其他人物获奖以后下来很兴奋。”
温铁军一直很沉重
《中国改革》杂志所评选的2003年度十大新闻,所有的点评都是任总编辑的温铁军亲自撰写,句句充满了他对于现实问题的担忧。温铁军对自己的描述是:不过是当了11年工农兵,又做了11年农村改革实验区调研工作,这样一个基层生活经历使自己转变了一个城市知识分子看问题的方式,不可能再是一个书斋学者,他觉得不从基层老百姓角度出发,对问题的认识是有偏差的。
一些组织和个人给了他很大的帮助,他说:没有香港乐施会,就没有《中国改革》杂志的农村版;还有世界宣明会、亚洲基金会都对他的“三农问题”研究和他的杂志作出了很大的无私的支持。
他还要特别表示感谢的是美国爱国华人组织的植根基金会,2003年11月份,这家基金会安排温铁军在西海岸和东海岸做演讲,温铁军并没有说任何要捐款的意图,当场就有人跟他签支票,捐现金。
让他最感动的是:“在美国演讲时候有一位80多岁的老华侨,第一天听了我在大学关于中国三农问题的演讲,他就很激动地站起来发言,然后听说我第二天在华人社区做演讲,他又来了,听完我演讲以后他站起来又讲十几分钟,然后坐下以后就去世了。我觉得这些事情都是压力。”
然而到现在为止,温铁军深深遗憾的是:“我们所办的一切为农民服务的事情没有一分钱是政府经费,还没有中国内地企业家表现善良的慈善愿望的经费。面对如此庞大、复杂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三农问题,我希望通过大家的报道告诉国内我们现在已经富起来的企业家们,多多少少尽一点社会责任,并不希望他们多拿什么钱。”
培训农民是他最大的心愿
2003年8月,河北省定县翟城村终于在隔了一个世纪之后,重新开办了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院长是温铁军。
温铁军一再强调,重建这个学院,是农民办,他不过是一个跟从者。当年晏阳初下乡时候,翟城村80多岁的老人还记得,中央电视台在他们那拍过片子,唤醒了一个尘封的记忆,他们希望想把当年晏先生在他们那儿搞的活动继承下来。
2003年年初温铁军安排大学生到这个村做社会调查,对村民介绍说他们现在在搞乡村建设论坛和乡村建设活动。让温铁军没想到的是:“老百姓很高兴,说咱们结合吧,一起来搞这个事。翟城村老百姓就贷款30多万块钱把他们村的废弃中学买下来了,他们把这个学校免费提供给我们,办晏阳初建设活动的点。我原来没想叫学院,搞一个培训中心或搞培训点,但老百姓不干,晏阳初是国际名人,咱们不能搞培训咱们得搞学院,我说你们能注册下来就办,结果老百姓在定县就注册下来了。”
办学校就要有钱,但钱从何来?温铁军2003年在美国演讲,海外华人主动捐的七千美元,加上他自己的3万元以及香港一批大学老师、医生组建的中国社会发展研究服务中心捐的3万元给了温铁军办这所学院。温铁军还要把英国的行动捐助办公室支持《中国改革》杂志办农村版的6万元,把这个费用拿一半放到这个学院,作为开办费。
在现在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所有志愿者都要签订一个合同:保证来的人都能入学,只要劳动者在这儿就应该免费接受培训,来的所有志愿者一概都是公益性的不付任何费用。但这个学校被很多人描述成一个“乌托邦”,但温铁军坚信:中国绝对不乏善良之辈,干成干不成都得干这个事。
与其哀叹不如行动
温铁军认为:“今天所搞的乡村建设,与梁漱溟、晏阳初先生当年面对的问题不太一样,但是应该具有同样的精神。追求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间肯定会出现类似问题,搞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其实就是对这些问题思考的结果,我们想是不是能够通过复兴乡建活动,复兴乡建思想,以试验的方式来稳定农村社会。这是最大的一个目的。”
帮助农民是温铁军重搞乡村建设学院的另一个初衷:中国有五亿劳动力,市场面对如此庞大需要就业的劳动力,可能会失灵,让五亿劳动力都进入市场,结果必然是今天这个局面:工价不断下跌,当年爹打工时候拿什么钱儿子打工时候还是拿多少钱。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要帮助他们掌握进城打工起码常识、技术。如果你不能够在城里有稳定就业,你应该回乡,这个学院提供给他们一些必要的搞合作经济的知识,教育农民自己组织自己,发展自己。把一定的组织要素和制度要素注入进去以后,他们会形成组织,会把农村最过剩的庞大社会资源劳动力组织起来用于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
还是要让农民组织起来
CCTV年度经济人物颁奖仪式上,温铁军说了一句话:“希望农民组织起来,只有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组织起来才有能力跟资本讨价还价,要工钱,土地不被侵占。”
“让农民组织起来这个说法不是我提的,是毛泽东说的。说这个话之前我明确强调中央2003年1月份中央农工会文件上明确写着。现在问题不是农民自己没有组织起来的要求,是被我们的舆论和理论误导的,说农民组织色变。现在的农村政策制度成本过高,今天出现的一系列损失就是因为没有意识到面对两亿三千万兼业化小农,怎么实行农业调控政策?”他的沉重也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