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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周一关于有关专家重提“推倒重来论”内情的报道在市场和证券业界引起强烈反响。就证券市场规范尤其是市场身份敏感人士言论规范等问题,本报记者走访了广州鼎源投资理财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华。
监管者最需要监管
曾作为主要负责人参与过南方基金筹备、发行和管理的李华,首先提出一系列问题:现在讲强化监管,但谁来监管监管者,谁来评价监管者的监管绩效,监管者除了有监管权之外,还应承担什么样的义务和责任?李华认为,这一系列问题都需要有明确具体的法制保障。证券市场各方参与者,包括监管部门,都应纳入一个统一的法制体系之下,而不应有任何一方凌驾于这个体系之上而不受约束,监管者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对市场产生十分敏感的影响,因此其行为尤需得到规范和制约,在监管尺度上不应该忽紧忽松,在监管重点上不应该忽左忽右,在标准掌握上不应此松彼严,总之不能带有太大的随意性。
政策出台应有规范程序
李华指出,较之市场的其他参与者而言,政府行为规范的重要性和难度更大,因为政府既是很多制度规范的制定者,又具有国有股的终极股东身份,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裁判的公正性就会受到很大考验。比如引起市场剧烈震荡的国有股减持,当初财政部之所以主导提出市价减持方案,我认为就是利益影响立场。财政部有这样的方案不奇怪,荒谬的是这样的方案最终可以出台。由此又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重大政策的制订和出台,是否应有一个明确的法定程序,不是指上报国务院批准之类的程序,而是说在一项重大政策制定之前,应该进行哪些调研,在多大的范围内征求意见,应该经过什么样的论证,都要有明确的规定,从而避免重大政策的随意性和人为失误。还说国有股减持政策吧,在去年6月的“暂行办法”出台之前,实际上方方面面已经议论很长时间了,也不乏更合理更可行的方案,但最后出台的却是这么一个在理论上站不住脚,在实践上完全不可行的方案,让市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最后不得不以叫停。而就在叫停前几天财政部还有一位副部长在大讲国有股减持是大利好,投资者不理解云云。“暂行办法”的失败给市场无端带来如此巨大震荡、给投资者信心带来如此沉重打击,停了也就算了,我们没有听到任何有关方面对此表示承认错误,更不知道有谁会为此承担责任。由此,我们怎么能相信以后就不会再出这样的情况呢?
监管身份敏感人士言论
一些市场身份敏感的人士,常常会发表一些可能对市场产生重大影响的言论,这些人士的言论是否应该受到一定的约束、应该如何约束?对此,李华认为,所谓市场身份敏感人士很难定义,但我想起码应该包括政策制定部门和监管部门的重要官员,带有浓厚官方背景很易引起投资者猜测的专家学者,以及带有机构利益背景而且具有重大市场影响力的人士。一些官员常常在公开场合就某项政策措施的可能性“吹风”,但又语焉不详,让人浮想联翩,或者是对某项政策的作用发表预期性评论,“正导”或误导投资者,这无疑应该在信息披露方面加以规范。比较难以界定的是有些具有学者身份而又被投资者认为不纯粹是学者的人士,他们作为学术观点发表自己的言论应该无可指责,可市场却会把他们的学术观点解读为政策信号,引起剧烈震荡。除了希望这些市场身份敏感人士充分意识到自己的敏感身份,在发表言论时更加慎重、更加有责任感之外,是否可以期待能有一些具体的规范来界定,哪些人的哪些话是应该受到限制的,或者应该对自己所发表言论的性质做出明确声明的。
股市需要超部门利益的规划
李华提出,当前,在政策层面上影响我国证券市场的部门,除了证监会之外,还有众多机构,众多的政策合力作用于市场。每个部门站在不同的利益角度和思维角度,都会有不同的政策取向。我们现在所缺乏的,是一种站在更高角度上的、对整个证券市场的一种宏观、历史的规划和设计,以及超越部门利益和部门视角的综合协调。虽然证监会设立了规划委员会,但一个监管部门内部的规划机构很难担当起跨部门的协调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