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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经济学大师佛利民于其《货币之祸:货币史插曲》一书结语中语重心长地表示;货币供应剧增产生通货膨胀,剧减产生萧条。对于个人来说,如果去市场上买草莓,个人可以尽兴照标价买到心满意足的数量为止,只要店家有足够的存货。对于个人来说,价格是固定的,但数量是可变的。但假如忽然之间每个人多得到一日元买草莓,整个故事就改变了。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在某一时间内的草莓供应数量是一个固定的数额。在原价上的数量需求突然增加,只有将价格提高至足以将数额需求减至供应量才能满足需求。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供应量是固定的,价格却是可变的,恰恰与个人所见相反。
以货币供应而言,同理,个人可以根据个人的财富水平持有任何数额的货币,但对整个社会来说,在任何时候的货币供应量都是由中央银行决定的固定数额。对于个人来说,收入增加是一大好事,无论追根究柢是出自个人生产率增加还是政府多印钞票。然而,对于整个社会来说,这两个个人收入增加的来源性质全异,第一种来源是福,而第二种却可能是祸。
个人利益与整体社会得失
所以,日元汇价的升降起落,见诸个人与见诸社会的利害得失关系也必然各自不同。例如日元在九三年大幅升高,后来又一度贬值,可是不管是涨是跌,都只是日元汇价变动,在日本购物是,日元价值一点也没有变动,除非是进口货,价格才会受到影响。假设某个日本人年收入是六百万日元,与某个年收入六万美元的美国人比较,在汇价是一美元兑一百二十日元的情形下,那时六百万就等于五万美元,这名日本人的年收入就比那个美国人少。可是等到日元增强,一美元兑八十日元时,六百万日元就是七万五千美元。这日本人的年收入就比那美国人多了。但这是日元升值的影响见诸整个社会的观点,然而见诸个人则不然,这名日本人的薪资还是保持六百万日元未变,只要这个日本人一直住在日本用日元买东西过日子,基本生活还是和日元便宜时没有两样。换句话,除非将强圆能造成个人年收入有大幅增加或国内物价普遍下降,日本人民的实际购买力和生活水平才真正有所提高。
早于九五年十一月底,善治金融经济史的诺贝尔奖经济学家默顿.米勒在日本东京经团联会议中心发表题为「经济规律放之日本可准?」的演说,就已一针见血地指出强圆之害。日本在美国政府强大压力之下同意放缓累集美元资产速度而让日元兑美元汇价大幅上升。然而,由于担忧强圆政策损害出口业及使国家突然陷入经济衰退,日本央行大力猛踩国内货币供应的油门。接下来几年,日本广义货币供应皆逾一成的年增长率。通常这种迅猛过度的货币供应增长会引起通货膨胀,然而由于经济史家尚未完全了解的理由,日本于八十年代中期并无发生通胀。一部分的理由肯定在于政府非常害怕的经济衰退并无发生,经济继续以相对西方国家而论可算是相当高的速度维持增长。真正的经济增长,当然抵销了相当一部分货币扩张对价格的影响。而且,日益升值的日元,尽管看来初始时损害出口价格与盈利,由于同样的理由而减低入口价格与生活于日本的消费成本。然而,强圆的影响却是在八十年代后期被无效率的零售分销系统所掩盖起来,通货膨胀不是以价格上升形式表现出来,而是在日元汇价劲升之下以价格居然没有以应有的速度下调的形式表现出来。
日元升值造成的变相通胀
正如前经济企划厅厅长土界屋太一于其《组织的盛衰》一书指出;日元升值成本下降部分并未反映到国内的销售价格上,透过官僚主导业界协调与日本式经营的复合作用,以日元计价的进口原料、燃料降价部分,或因生产合理致成本下降部分,并无反映到售价上,而全数变为企业内部基金。这时在央行连年大幅增加广义货币供应之下,就造成了米勒所说的日元升值而国内价格维持不降或微降的变相通货膨胀。
在八九年日本央行紧缩通货供应之后,泡沫经济的破灭造成股价与地产价格下跌一半之多,然而,变相的通货膨胀仍然挥之不去。因此十年以来,饱受强圆带来泡沫经济与变相通货膨胀之苦的日本人无不闻强圆而色变,认为强圆是美国政府恶意干预政策所造成的恶果。对他们来说,强圆是苦日子的预兆。
实际上,日本与香港当前所面对的通缩危机与空前之高的失业率,就是工资与价格在这痛苦调整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必须等到工资与价格水平调整至实质汇率与经济基本面一致时,首当痛苦调整冲击的日本与香港广大中下层人民大众,才能有苦尽甘来日子好过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