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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智慧往往起源于某个怪异的小问题。罗纳德·科斯问“经典经济学家”们道:“如果市场像你们说的那样无所不能,那世界上为什么还会有企业这种东西呢?”这一问就让科斯获得了199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类似的问题 APEC峰会也有一个:如果说开会是为了表达观点交流信息,那么在通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APEC各成员的政府首脑们为什么还要不惮舟楫远涉重洋以求一晤呢?开个电话会议或者发发E—mail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所以合乎逻辑的推论是,APEC峰会之旨,并不全在表达观点、交流信息,峰会必然还提供了另外的某些功能,比如说,让与会的政府首脑们表达“态度”的功能————前来参加APEC峰会,这种行动本身就是在表达一种赞同的态度和合作的诚意。
其实按博弈论的观点,对APEC这样一个论坛性质的国际组织而言,既然维持信任关系不能指望惩罚机制,就必然要依靠彼此间不断的“表态”来强化成员的合作意识。所以,APEC成员经济体的政府首脑们必然会相当重视对峰会的出席———在一个尚很松散的国际组织里,如果连峰会你都不来参加,那你凭什么让别人相信你对组织的赞同态度、与他人的合作诚意呢?
APEC的成员的首脑们一次一次地参与峰会,等于是在一次一次地表态:“我愿意跟大家合作”。回首历史,人们不能不有沧桑之叹,感慨这种普遍性合作态度的来之不易。想当年,西方国家在搞“巴黎统筹委员会”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经济封锁时,社会主义国家在推行封闭的经济政策时,谁能想到会出现APEC这样一个以“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和“经济技术合作”为目标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其实在相当的意义上,在国际经济关系中采取合作的态度,这也是人类不断试错、不断反思的必然结果。在新世纪里,如果一个国家、一个经济体仍然不选择合作,而选择对抗或自我封闭,其所付出的代价将是不言而喻的。
“一切成本都是机会成本”。
今天,人们在APEC峰会上普遍秉承、尽量显示的那种态度其实是相当“昂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