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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股市在新世纪第一个流火的七月开始连续出现暴跌走势格外引人注目,行情的不振至今仍然无底可探。人们对于暴跌原因的分析自是见智见仁者各异。从诸多的议论来看,有认为是信息不对称造成信心不足者,有认为是追杀入市信贷资金政策效用所致者,还有认为是减持国有股引来恐慌抛售股票者,多多是也,不一而足。有意思的是,不论是宏观经济管理部门的官员,还是上市公司的“东家”、“掌柜”,加上股市上的投资人,以及理论研究方面的专家,几乎没有将这次暴跌与宏观经济基本面挂钩而论道者———中国经济运行的基本面良好却出现股市的暴跌,它无论如何也谈不上经济层面原因导出灾难结论的。这说明,中国股市的暴跌,是一种纯粹而独立的股市自身运作出来的灾难。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独立运作性的悲剧?更深一层问,人类社会的股市已经存在久矣,中国股市也有十年的丰富经历,特别是已经有过如此独立性运行的灾难,难道我们就不能好生生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下意识地避免如此自身运行而来的灾难?换言之,为什么我们非要运行出“股市灾难”不可?问题的终极究竟在哪里?
紧紧号住中国股市的脉搏,从十年来中国股市的经历看时下的种种疑问,我们不能不感慨,造就中国股市暴跌灾难不断并可能继续制造灾难的,竟是那种“具有相当中国特色的”股市信仰。
信仰是什么?信仰是走向了极端的价值观,一种绝对不可怀疑的认同理念。在今天的中国股市中,已经被极端化的信仰,即是认定惟有行情不断上升的股市,才是正常的股市,也才是保证正常经济运行的股市;只要股市行情出现较大幅度的下跌,股市就不正常,整个经济的运行也就不可能正常。在如此的信仰之下,就是在股市暴涨得令人不可置信的情况中,在不少有识之士痛陈“泡沫”危害的声音中,“劳作于”股市上的人们仍然笃信“上涨”的无限性,它支持着股市行情超乎寻常地继续上行;而当股市暴跌得一塌糊涂之时,如此的信仰便转化为对具体管理政策的指责或是对导致暴跌直接原因的愤怒,它强烈地鼓噪政策的改造或是对策的更新,以复归股市行情上升的过程。
十年来,中国股市的次次下跌所遭遇的几近是同一的责难,而且与股市相关各方又几近同一地拥戴出“再造股市”的方略,新一轮的升势又在这样的信仰之下生成。无疑,再一次的暴跌也在这样的信仰之中孕育了。在这里,我们只能遗憾并无奈地说,中国股市未来的发展道路还将相当曲折艰难。明天是不确定的,但股市信仰在今天的确定性,预示着明天的艰难则相当地确定。
为什么说这种股市的信仰“具有相当的中国特色”或者说就是“中国股市的信仰”?从股市发展的历史来看,世界各国的股市也都出现过这样的历史经历,在大致相同信仰之下导演出来的股市悲剧或闹剧实在多矣。然而,在当今相对成熟的一些市场中,它已经不再是主流,相对纯粹地由如此股市信仰来演进一个股票市场的起起伏伏,确实有着更多的中国底色了。这也充分表明,今天的中国股市有着分量颇足的历史不成熟性。
那么,中国股市的这种信仰源自于何方?从中国股市的发展历史分析,它源自于股市初期“暴利”的神话(最初通过做思想动员才购买股票者,大多赚了一把);源自于股市与管理部门“托市”行为之间的历史联系(政府不会放任股市行情的下走);源自于股市与宏观经济之间完全同向发展的关系认可———宏观经济势好则股市必定势好(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源自于他国股市长期走势上行的总体态势(一些国家的股市几十年增长了多少多少倍的数据激励);当然也源自于投资者人人都想赚大钱的“经济人”理性认可(它会不断地激励人们对股市投入大量货币资金)。
毫无疑问,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产生某种股市的信仰,而在于这种信仰的社会普遍化及其实质影响。事实上,中国股市的如此信仰已经进入到了与股市相关的上市公司、投资者以及证券公司和监管部门等方方面面,成为了从股市投资活动到上市行为,再到中介服务,再到监管政策制定等等的意识形态支持。从群体结构上看,中国股市信仰本是始于投资者的,其信仰的根源在于对股市投资收益最大化的追求,它具有生成和发展的天然性,因为没有如此的信仰,投资者就不会有进入股市的足够冲动或热情。但是,投资者的信仰并没有足够大的内在冲动去创造一个行情永远不下走的股市,信仰终归只是信仰,转化不成具体的现实。这也正是任何一个股市都普遍存在着的现象。然而,当这样的信仰普遍化到了股市相关的各个方面时,成为一种共同性的理念时,信仰的力量也就转化为股市上各种相关行为的一致性———全力支持股市的上行走势,或是在股市下跌后,力主人为地对于股市的拯救来保持股市的升势,这就制造了一种共同信仰之下可能实现的股市长久能够上行的态势,好像股市在如此信仰之下一定能够维护一个持续增长的“神话”。在股市还没有跌落的结果时,如此的一致性行为又进一步地强化了中国股市上如此的信仰,再次厚实了股市相关各方在股市上采取行动的一致性。
在2001年7月这次股市的暴跌后,我们本来有着对于股市足够大的信心来加以规范的,但暴跌所带来的对于股市相关各方共同信仰的冲击,各方本来大不相同的看法又有走向一致的基础,在信贷资金入市究竟是严格管理还是有所放宽的问题上出现了一定的反复。最先管理方面表现出来的对于股市的严格管理的决心与信心,随后便有了某种弱化,在对信贷资金入市作了新的判断后,言及信贷资金入市量并不大,处理问题的方式也有了微小的变化。甚至于有了某种说法,应当让已入市的信贷资金继续保持一定的量,否则中国股市就将如何如何。可见,中国股市信仰的力量已经在普遍化之中获得了强大的生命。令人可悲的是,如此信仰对于股市真实运行规则的背离,特别是其普遍化对于股市的实质影响,注定了由这样信仰所导演的一幕幕后续的惨剧的必然登场。
从如此信仰对于股市的直接影响来看,它将股市各方对于股市运行的信心,完全地建立于货币资金规模对于股市的进入之上,这便是中国股市有着极大程度“资金市”特征的意识形态的根源。当股市出现下走行情或暴跌时,绝大多数投资者抑或一些管理部门的官员,甚至于一些经济学家,都将思考基点迅速回位到资金量的分析上,以进入股市的货币资金量来表达股市信心的强弱。如果说,货币资金的规模不足以支撑一个强势上行的股市,股市各方的信心就会受到严重打击,弥漫的低落情绪就将形成对股市管理政策巨大的冲击,以推动货币资金对于股市的大量进入;如果形成货币资金进入股市量的不足是由于某种规范的政策举措所致,那么,宏观管理部门就将承受巨大的信仰压力,通常还不得不采取某种较为“现实”的对策,以缓和强硬的“规范”措施所带来的入市资金的减少状况。撇开一些其它因素论之,中国的股市时下就是在这样的信仰力量之下,不断地构造着演进中的经历,显示其有别于世界其它股市的鲜明特点。
在任何一个市场上,信心问题从来都是极为要紧的,股市就更为突出。从相对成熟的股市来看,投资者及与股市相关各界人士的信心是建立在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正常状态上,建立在上市公司运作的绩效上,当然,也建立在宏观管理部门清晰并合乎常理的政策导向上。这时,社会的货币资金量会自然而然地聚集到股市中来,推动股市的上走行情。在这样的股市信心之下,而且仅当宏观经济运行出现大的波动,大量的上市公司的经营状态不佳,加之宏观管理政策应对失误或处理不当时,股市上的信心才会一落千丈,股市的急剧下泻才尽在“天然”之中。如果将信心建立于没有宏观经济运行背景支持,没有上市公司良好状态以及合理宏观政策导向的“货币资金量”上,股市的起伏波动便完全不与现实经济状况相关,其无序运行的结果当然令人堪忧。中国宏观经济的运行状态是稳定正常的,上半年各项宏观统计数字足以支持一个常态状况之下股市的信心;我国上市公司的质量一直不高,它是影响股市正常走势的重大力量,但总体而言,特别是时下来看,还算是较为稳定正常的,不会直接地冲击股市上的信心,更不具有猛烈的冲击力。因此,中国股市本不因新世纪的第一年年中有何暴跌的经济运行性理由。值得讨论的是,中国宏观管理部门近一个时期来的各项政策举措,如国有股的减持,新股的发行力度不减,特别是信贷资金违规入市行为的坚决查处,等等,本都属于正常的政策应对措施或规范股市的行为,也不至于危及股市的稳定运行。然而,这些政策举措触及到了进入股市的货币资金规模量,它们有着“资金市”里最直接的、强烈的影响力,当然会打击仅仅以资金量论道的投资者及相关人士的信心,股市的暴跌与持续复归振奋无力,也就成为具有相当程度“中国特色”的股市信仰之下“天然”的结局,也是宏观管理部门面对如此结局自然地会有所软化的最本质性原因。显而易见,如果我们不能够将信心转移到实现经济运行与上市公司质量层面上来,仅仅以货币资金量为信心的基础,中国股市在反复之中的呻吟就会持续下去。这也告诉我们,中国股市的信仰是需要改造的。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世界经济大萧条,美国首当其冲,当时股市暴跌得一塌糊涂。货币主义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认为,那是宏观货币政策应对错误所致,因为在灾难来临时,美国联储采取了收缩货币的政策,导致了社会货币支付力的严重不足,引起了连环性的支付脱节,最后导致经济衰退。如果当时以松动银根的方式来处理,或许经济灾难就不会发生。在后来的经济实践中,美国央行的对策基本有着弗里德曼式的处理选择,经济出现衰退迹象就放松银根,以支持经济和股市的繁荣;相反,当经济出现过热时,抽紧银根,以稳定经济和股市。如此的应对方略,特别是应对后相对理想的结局,被一些人理解为对货币资金量的直接运作,将支持股市的运行稳定与发展。其实,弗里德曼的理论与美国央行的操作,是一种对于宏观经济状态判断之下的理解,是针对经济而非直接针对股市,不是支持股市来支持经济,而是通过支持经济来稳定股市;或是稳定经济来稳定股市。将股市作为一种动力而不是作为一种表现,那是完全错误的,尽管弗里德曼的理论与美国央行的操作有着明显的货币资金量调节对于股市影响的表象。在这里,我们也不难发现中国股市上有着的对某种货币理论与他国实际操作的“误读”。
因此,从长期设计来看中国股市的运行改造,重要的是潜移默化地改变现行的普遍信仰,重新塑造和引生股市的信心,让中国股市各方对于股市的信心回归于宏观经济、上市公司等实体经济的基本面,以及合乎常理的宏观经济政策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