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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钱对新兴市场不一定是好事,因为热钱也有可能变冷,中国现在没有完全的货币自由兑换,也许这可以起到减缓热钱的流出和进入的速度的效果。设法引导国际资本到高速发展的新兴实体产业
巴菲特曾经说过,“金融衍生产品就是经济上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让人们谈金融创新色变。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特聘教授、美国南卡罗林纳大学莫尔商学院终身教授严弘却不这么认为,他在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金融EMBA开放课堂南京站上说,金融创新并非金融危机的万恶之源,“金融创新就像原子能,用得好能够发电造福于人类,用得不好就变成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了,金融工具是经济发展的润滑油,可以给投资者或企业融资带来有效的作用”。
用新兴实业“圈”热钱
作为资深的金融经济学者,严弘教授对中美两国的经济情况都颇为了解。
当记者问到美国近期“印钞票”的行为时,他也是一脸无奈,“要振兴经济,美国也是没有其他办法,美国赤字问题非常严重,财政政策已经没有办法解决,利率已经降为零,这是美国的惟一手段,但其后果是将问题转嫁出去,资本是追求收益最大化的,如果美元贬值,自然会把钱投到别的新兴国家,必然会对其他国家的经济造成影响,甚至冲击。”
他说,人民币汇率在一定程度上是与美元挂钩的,现在要想维持一定的比例,就只能通过购买美国国债等来维持,虽然美元贬值对中国有升值压力,对中国的进出口行业有很大的影响,热钱也会不断涌入中国,但是出于种种考虑,中国依然在大量持有美国国债。
“热钱对新兴市场不一定是好事,因为热钱也有可能变冷。”严弘说,中国香港、韩国对热钱都有管制措施,虽然热钱进来会给资本市场提供一定的流动性,但如果完全自由出入,也会对金融市场造成很大的影响。
不过,他也表示,中国现在没有完全的货币自由兑换,也许这可以起到减缓热钱流出和进入速度的效果。
他建议设法引导国际资本到高速发展的新兴实体产业。
投资渠道左右投资行为
“投资理念和投资行为是取决于投资环境和投资渠道。”严弘谈到中美两国投资者投资理念差异时说,“中国大多数人的钱都放在银行里,有一些胆大的放在股市,但会受到不少挫折,散户对金融市场不了解,跟风行为很多,给投机行为造就热土。”
“投资渠道的过于单一必然造成投资畸形的发展。”严弘对记者说,中国近期打击股市内部交易,可以增强投资者对股市投资的信心,也希望发展多元化的投资渠道。
严弘认为,QDII是一个将投资分散风险到境外的一个很好的渠道,但是大多数人不了解其本质,只是跟风购买,分散风险的问题反而没有人注意到,QDII生不逢时。
“现在投资QDII是很好的,也可以发展债券市场,特别是公司债,这些都有利于合理的资产配置,中国很多行业还是国企当家,国企的公司债就是国家信誉,而民间的信用评级还需要完善,利率也应当进一步市场化,市场化改革步伐加大,将拓宽我们的投资渠道。”
银行储蓄是中国老百姓特有的一种投资行为,在存款利息日益降低的今天,严弘教授提出了他的特别看法,一般来说股市的期望收益率在10%左右,但风险很高,投资于股市的资金收益还取决于投资用途、投资年限。
同时,他也指出,中国目前利率并没有市场化,“在美国,除了极短期的利率由美联储控制,利率都是市场决定的,假如银行需要存款,利率必然上升,国债收益虽然可以保值但并不能抗通货膨胀,对此,美国有专门的抗通货膨胀的产品。”他说,这是投资渠道完善带来的好处,而中国投资者在目前的情况下就只能通过购买大宗商品去抵御通货膨胀风险,比如黄金、大豆等。
在投资领域,严弘还指出人才非常重要,因此他建议发展“金融投资顾问”,他们给散户提供建议,进行理性投资,他告诉记者,在美国这个职业已经形成了相当的气候,很多老百姓都会将闲钱交给“金融投资顾问”去打理,而“金融投资顾问”的职业道德也有法律保证。
拉动内需先提高保障
对于日前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的货币政策由“适度宽松”调整为“稳健”,严弘教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提高内需最重要的方法还是财政政策,可以通过减少税收、增加收入、工资改制等政策来实现。
“中国的财政收入与税收水平都名列前茅,国家强大了,如何减少贫富差距、藏富于民、提高老百姓的福利水平,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严弘认为,中国老百姓普遍储蓄率高,与当前的医疗和退休保障体制有关。严弘说,如果保障体制的不确定性很高,老百姓就只能存钱,如果能够织好社会保险网,人们也将不会多储蓄,手上有了钱也就会加大消费,这对拉动内需有很大的作用,同时也能够提高老百姓的“幸福”指数。
“富人们选择慈善事业是减少贫富差距、造福百姓的一个好选择。”严弘指出,中国对慈善事业管制较严,美国的慈善事业开展较早,人们知道钱去哪里了,是公开透明的,美国的税收制度也是鼓励慈善事业发展的,人们每年平均5%-10%的收入都会投入慈善事业,而国内对此的鼓励措施不是很多,国民福利对国家依赖性很高,但国家财政不可能完全负担,因此慈善是值得推广的一项长期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