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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国富豪的日子不太好过。
喜欢在媒体上说闲话的人给他们找了两个老师:一个叫巴菲特,一个叫比尔·盖茨。
在这两位老师的高压下--不,是在媒体上的帮闲们的高压下--中国的富豪陷入了两难境地:捐了,难,一难难在没能遵循自己的日程,二难难在捐了也未必有人说好,因为那是(简直是)"劝捐者"的功劳;不捐,也难,一难难在已被钉到"怕捐"的耻辱柱上,二难难在没能顺水昭示中国富豪的气节。
突然想到,比尔·盖茨在裸捐之前,如果竟在美国也遇到了类似挑战,他会怎么做?说来也巧,中国大陆被称作"全球捐股第一人"的牛根生,是比美国的比尔·盖茨还早三年余宣布进行裸捐的人;而2008年3月牛根生恰巧就去过一趟哈佛,那时候盖茨还没宣布裸捐呢(他宣布裸捐是当年6月份的事了);恰好又巧的是,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牛根生哈佛之行的核心话题就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慈善全球化",他还特别"规劝"跨国企业要做慈善先锋--不知牛根生当初是否邀请过比尔·盖茨到场,但据我们用超然的局外眼光来看,即使牛根生邀请了,比尔·盖茨也未必肯买这个面子;接下来的事是,即使比尔·盖茨不买这个面子,也不会有美国人给他定"怕被劝捐"之罪。
但在中国,情势就大不一样了。如果比尔·盖茨邀请了谁,谁居然不去,那么,他不仅是不肯给盖茨面子,而且是不肯给慈善事业面子:怕被劝捐!--我们中国的这小一部分喜欢发表意见的舆论家们真是太不可思议了,他不仅看不到我们中国早有的慈善先例,而且也看不到我们中国企业家应有的"自定时间表"的捐赠自主权!
若论慈善界的老师,比尔·盖茨与巴菲特固然可以做中国一部分企业家的老师,但如果仅仅以行动先后为依据判断"谁是老师"的话,我们中国企业家中不是照样也可以找出比尔·盖茨与巴菲特的老师吗?何必一味长人家的威风而不停灭自家的志气呢?
牛根生发明了"祼捐"股份。之后,捐股之风、裸捐精神在中国在美国都出现了,而且方兴未艾。现在,国人都在学盖茨,那么,盖茨又是向谁学的呢?盖茨的裸捐有没有可能正是向牛根生学习的结果呢?这还真是个悬疑。牛根生裸捐,举世瞩目;哈佛之行,沸沸扬扬……所以,在盖茨裸捐前,或许他脑海里闪现过很多影子--包括牛根生的影子。
裸捐精神值得倡导,但裸捐股份后,问题并没有完:股份代表控制权,企业的控制权最终交给谁?牛根生最终把企业的控制权交给了国家,因为蒙牛身在香港股市,那里面潜伏着太多的国际大鳄。一些"事后诸葛亮"多次埋怨:蒙牛当初上市时为什么舍内地而赴香港,怎么不让国人发财,却让洋人分钱?其实,我们捂着眼睛也可以想见:当年内地上市多么难!即使牛根生对上海股市情有独钟、望眼欲穿,可是上海股市的规则还是会拒他于门外。香港上市,那属曲线运动。
所以,中国企业大发展,不仅要有良好的舆论环境,而且要有良好的制度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