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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富豪们似乎从未像今天这样“享受”如此集中的注视和密集的品评。
巴菲特和比尔盖茨,这两个在商界被奉之为“神”的人物,如今在慈善领域也正在领受着相同的殊荣--有关即将到来的“巴比”之行所引发的猜想,正过多的倾向于一个统一的声音,即中国富豪们唯恐“被慈善”而拒绝邀请,由此引发的结论则是他们需要在西方慈善精神的感召下,反省而新生。
据说,比尔盖茨已经就此事草拟了简单的“辟谣信”,称巴比在华晚宴主要是为交流了解中国的慈善现状,以及如何推动世界和平、缩小贫富差距。对于类似在美国游说富人捐出一半以上财产助善的“劝捐”行动,并未打算在中国启动。尚且不论“巴比之行”的动机究竟为何,又会对中国的富商带来怎样的影响,一场由美国富翁组织的晚宴为何会演变成衡量中国富豪道德指标的标尺?
其实,对于两位美国富豪席卷全球的劝捐风潮,世界其他地区的反应要平静得多。在欧洲,富豪们对“巴比”倡议应者寥寥,并未因此激起“仇富”民愤。同样地,作为发展中大国,快速创富的印度富豪们对“捐赠誓言”的行动也并不感冒。为何只在中国,富商们总是被置于道德的“审判席”上,尤其是对于有过慈善行为的富商,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仿佛“巴比们”的慈善是纯粹的行善好施,而中国的慈善商人竟都是“别有用心”。
陈光标是第一个高调响应盖茨和巴菲特的中国企业家。在写给盖茨和巴菲特的公开信中,他说:“在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将不是捐出一半财富,而是裸捐--向慈善机构捐出自己的全部财产”。但这条消息在中国立即遭到质疑:“他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 《华尔街日报》曾刊登了一篇题为《做富人的难处》的专稿,文中牛根生的心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中国富商的集体现状。事实上,从福耀玻璃的曹德旺、新华都的陈发树、到黄埔再生的陈光标,这几位中国富豪的典型代表都希望捐赠自己的高额资产用于公益慈善;牛根生更早在2005年便将其拥有的市值达40亿港元“中国蒙牛”股份全部捐献出来,成立老牛基金会,致力于发展公益和慈善事业,一时间成为全球企业家“裸捐”第一人。老牛基金会也是中国大陆第一个由企业家出资创立的慈善基金会。路透社的一份报道指出,中国排名前50位的慈善人士,在过去的三年中,其捐赠额已经增长了8倍;在2007年度,这五十位企业家的慈善捐赠总额已达109亿美元,约800多亿人民币。事实很明显,中国的富豪们并不畏惧“捐赠”。“巴比”之行带给我们的价值,也绝非盲目的将中国的慈善个体与美国进行简单的行为对比,从而达到令其自愧不如的目的;而是应该更加客观的了解、认识到中国社会整体的慈善环境与水平,从而做出有助于中国慈善公益事业整体进步的判断和结论。
要知道,同样做慈善,比尔·盖茨有专门的基金会打理,可以专注于结核病、艾滋病等专业领域,而国内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尽管有意将企业股份的70%用来成立慈善基金,却迟迟无法实现,因为到目前为止,国内民营企业家捐赠股份建立慈善基金尚无成功先例。身份地位不清不楚的尴尬或将让壹基金面临中断的困境。目前国内有关慈善事业发展的政策,要求新成立的慈善机构必须挂靠在主管部门之下,而许多慈善机构因为找不到“婆家”,所以不得不长期处于地下运作状态。能找到的,也不能独立运作。
与美国有所不同的另一个事实是,我国目前有关税收鼓励慈善事业的政策中,以投资形式介入慈善事业却享受不到多少税收优惠,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慈善免税的激励作用。在美国税费政策的规定中,遗产税率的比例一般在45%-55%,但若将遗产捐赠则可以免交包括联邦遗产税、赠与税、继承税等一切税费。面对如此“苛捐杂税”,不少美国富人在“将财富传给子女,但一大半财富要被充公”和“将大部分财富捐赠出去,免税还能留个美名”之间选择了后者。
虽然中国自孔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时代就不缺仁爱大义,济世情怀,但毕竟现代慈善从上世纪90年代起步至今,不过短短十数年。所必须面临和经历的此中种种,或许是比起“谁没来参加晚宴”更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