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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而言
对中国而言,无论投资、出口或消费,循着原有路径难有更强后劲,它们都到了必须升级的时刻。
多管齐下力推转型
假如中国果真正处于劳动力结构“质变”阶段,那么应当顺势提高劳动者报酬和消费在GDP的比例。从1959年开始,日本连续出台提高劳动者工资的各项法案条例。中国也同样制订最低工资制度来保障劳动者权益。除此而外,还应在医疗制度、职业技术教育、企业年金和税收制度上努力有所进步。
当然,加快工资增长并不必然带来经济增长的系统性下滑,也不必然引发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在不考虑外围变量的情况下,劳动生产率增速至少得到相应幅度提高显得至关重要。我们从投资转型、出口二次起飞和消费升级进行讨论。
投资转型包括区域调整、基础设施改善和新产业投资。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大体进行过5次国土综合规划,对缩窄地区之间不平衡和贫富差距具有重大贡献。而2009年四季度以来,中国也出台许多区域振兴规划,并且加大了对西藏等西部地区的支援建设。我们认为,加大对资本回报率相对较低的地区投资,可以缓解整体资本回报率下降的趋势,同时平衡区域发展之间的差距。
其次是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尤其针对欠发达地区。1960-1970年日本对北海道等落后地区的公共资本形成额增速高于全国的公共资本形成额增速平均水平,同时建设现代化的高速铁路、高速公路网,将工业地带和各个新产业城市连接起来。当前中国大力发展高铁快轨、建设“城市圈”,可谓是同曲同工。
最后是大力进行新产业投资。如果说前两者是延缓整体资本回报率下降,那么只有技术、制度进步才能释放出新的生产力推进增长。虽然我国GDP总量仅次于美国,但高污染高能耗行业在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仍然过高,截至2006年科研投入占GDP比重大概只有美国一半、日韩的三分之一,未来必须加大对技术研发的投入,进而带动新兴产业发展。
出口期待二次起飞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出口国家可以适当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的新兴国家转移,二是指出口产品需要向附加值更高的链条上游转移。对于前者,实际上本轮出口复苏以来的种种数据已经显示,对巴西、印度、东盟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出口增长速度远远高于美日欧等传统贸易伙伴。对于后者,我们认为,进口-产业升级-进口替代一直是出口产业升级的常用路径,除了加大自主研发外,从国外进口和收购高新技术也是好办法。从中国经验来看,不论是高新技术还是机电产品,2003年之前大多体现为贸易逆差。
消费升级指的是消费产品继续从食品、衣着类向交通、娱乐、教育和医疗转移。1995年以来,我国的消费结构呈现出“三降四升一稳”的特征,即食品、衣着和家庭设备和服务在消费总支出中的比重下降,而医疗保健、交通通讯、文教娱乐和居住的支出比例在上升,其他商品及服务比例没有明显变化。一方面,这体现了伴随经济增长和收入绝对数量提高,消费产品从温饱向更高层次发展的趋势;但另一方面,食品在总支出比重仍在40%左右,这与20世纪80年代的韩国几乎一样,但经过十年时间韩国将这一比例降至26%左右。对于中国而言,应继续降低恩格尔系数,延续和深化医疗、通讯、文教娱乐等方面的消费政策。
我们需要实现投资转型、出口二次起飞和消费升级。